一、封建社会反腐机构
（1）古代监察制度特点
学界一般将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六个发展阶段。我国监察制度在长期的自我发展中不断完善，在维护王朝稳定、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优点
古代监察制度自萌芽之始一直不断发展，从未因王朝的更替而中断。先秦时期是我国监察制度的起源阶段，商君曰:“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实行三公九卿制，其中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主要负责监察百官，地方上实行郡县制也有相应的监察和考核制度。此后千年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一直在秦制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发展，中央与地方各成体系，相互配合，具有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监察制度。
2、具有全面性、综合性的优点
监察制度在法律的保证下实行，也促进了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律法之详尽前所未有，如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就官员的出行饭食问题做如下规定：“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分升一，采羹，给之韭。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米半斗；仆，少半斗。”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监察机构按照自己的职能高效地运转，保证中国古代的官吏廉洁，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王朝的统治。
（2）监察制度的缺点
但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本质是为专制主义皇权服务，与官僚体制相伴而生，并伴随着专制集权的起伏而变化，主要是监督官员为封建王朝“鞠躬尽瘁”。因此，中国古代的监察、谏议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约束皇帝的无上权力，也不能杜绝官僚队伍中的腐败和低效现象。
历代中国治国者，并没有对腐败听之任之，有些皇帝还推行过强势“反腐败运动”，但奇怪的是总是好一阵子，过不多久腐败就会卷土重来。例如，南北朝东魏高欢反腐，由于反腐的目的和动机是权争，结果是越反越腐。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官吏腐败惩处之严，在历代皇帝中极为少见，尽管也打着为民除害的口号，由于反腐是目的和动机只是保卫皇室的安全，并不是真心为民除，所以明朝也不能扼制腐败，越反越腐。清朝的雍正皇帝，惩处腐败也不遗余力，但反腐的目的也是保卫皇室和皇权，反腐也只是因人而异，有选择性的反腐，最终也逃不出越反越腐的命运。其表现形式都一样：强力反腐时，敢于贪污腐败贪污的官员大大减少。但过不多久，腐败就卷土重来，甚至愈演愈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古代反复失败的原因。
二、古代反复失败的原因
虽然古代反腐方面是有建树的，有机构有措施。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严刑酷法，二是用刑谨慎，尽量避免冤假错案。残酷的刑罚，虽然可以极大的震慑那些贪官污吏，尽管有失人道，但表明一反腐的尽心和警示力。我们认真分析一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有些举措应该是合理的有效的，但为什么仍是越反越腐呢？
（1）至高无上的皇室权力，是导致绝对的腐败根源
绝大多数皇帝都把皇室权力看作是国家权力，所以皇室权力不受约束。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是约束皇室宗亲以外的权力，所以这些制度实际上只能约束国家权力很小一部分。(请注意，我这里讲的是皇室权力，而不是皇帝的权力。皇帝如果没有权力，出现权臣那是必然的。)
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它排除皇室以外外来力量的参与，所以，古代大多数时候只能“打打苍蝇”。万历年间，左副都御史丘舜曾经说：“（官场）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
就连惩贪最严厉的朱元璋，曾如是坦白自己的困惑：“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其中原因，一个封建帝王当然无法理解。
（2）靠官员自我约束
即在儒学价值观的影响下，坚持操守，从思想上“不想腐”。然而这一条靠不住。因为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漏洞太多，对于官员来说，贪污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难度。这就要靠自觉了。但是人性中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面对触手可及的诱惑，拒绝一次容易，拒绝一辈子则很难。有几个人能像海瑞一样，坚守原则达到偏执的程度，永远过苦行僧般的生活；又有几个人能像曾国藩一样，时时克己、日日自省做道德上的完人？
这就难怪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屈指可数，但贪官却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了。儒家要求读书人“追比圣贤”，道德标准定得太高，官员们难以践行，于是言行不一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嘴上说着“仁义道德”，背地里却照贪不误。
（3）古代反腐的力量，大多用于官员的权力争斗。
在历史上很多时期，反腐机构和反腐败执行者很容易“猫鼠一窝”，在窃取利益时结成同盟。历代王朝后期，随着官僚体系的腐败，反腐系统也会高度腐败。各个朝代开始的反腐机构都是反腐非常有力的，但到最后都成为权力争斗和滥杀无辜的机构。明代言官的权力非常巨大，并没有导致明朝官场风纪特别严明，反而导致了明代后期言官系统的腐败特别严重。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代执政者并未放任腐败横行，尽管他们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前所未有，无任制度设计多么巧妙，但由于反腐的目的和动机不纯，所以，始终摆脱不了“越反越腐”的历史窘境，最终仍是腐败横行，直至彻底拖垮一个又一个的王朝。
三、古代的反腐倡廉建设
对于我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纳为四种表现形式：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和正气不张。“我国历史上从夏商周以后，王朝的周期性兴衰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有的骤兴骤亡，有的盛极而衰。这样一个周期性兴衰当中有一条基本线索贯穿其中，就是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与腐败相伴随，腐败与衰亡不离不弃。”卜宪群说，这就迫使历代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思考如何避免人亡政息局面的出现。
（1）廉政文化的出现有三个原因
我国廉政文化的出现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官僚队伍管理的需要；第二个是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第三是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的教训需要。
廉政文化不是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原始社会生产能力低下，没有国家也没有公共权力，所以那个时候廉政思想、廉政行为和廉政文化都没有。而当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国家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出现了区域性的中央集权，这个时候推行的是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官僚从中央领取俸禄，因此也出现了如何选拔官僚，如何管理官僚，如何进行考核官僚的问题。尽管这个时期，这一系列制度还不是十分完善，但这是我国历史上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快速时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家的思想当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廉政文化思想，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廉政思想文化的蓬勃发展时期。
（2）廉政文化内容是什么
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
到底什么是廉政文化，时下有多种说法，笔者在其中选择了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中国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人民大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制度、实践积累的经验。廉政文化的创造不仅仅是政治家、思想家也有人民大众，人民群众也是廉政文化的创造者。在老百姓中口耳相传的清官就是廉洁文化的一种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政治文明史，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文化发展史。
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思想文化的内涵很丰富，比如说“民本”、“德”、“孝”、“礼”、“仁”、“正”、“俭”、“廉”。对“廉”最深刻的阐释是在战国时期，《周礼·天冠·小宰》中提出了治理官吏的六个标准，也叫“六廉说”，指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廉说”是我国廉政文化史上一大贡献，它代表了我国历史上对于廉的完整素质要求。我国历史上廉政思想文化主要有七个方面的内容：民本思想、尚贤思想、德先才后、公私分明、正身律己、家国同构、循名责实。
四、古代廉政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一要加强自律自强廉洁，始终把修身放在第一位。翻开史册，不难看出修身是为官者自律的前提，没有扎实的修身就很难达到自律的高度。所以说，筑牢廉政底线首先需要严以修身。南宋文学家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李氏家族有一人为官廉洁，公私分明。一天，他正在烛光下办理公务，有人送来一封家书。他当即灭掉公家的蜡烛，点燃自家的蜡烛。在他看来，公与私之间不能越“雷池”一步。这种公私分明、公入肌理的修身境界，正是今天广大党员干部所需要学习、所需要拥有的。
二要加大惩贪治腐的法治力度。只有管住权力人及其手中的权，才能有效抑制贪腐。朱元璋严刑治贪，扬言“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官员贪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但还是未能改变明王朝贪污愈演愈烈的局面，其根源就是惩贪治腐的制度未跟上。在中国历史上，法律是惩贪治腐的有力武器，每一个政治清明的盛世出现，背后必有一整套严明的法令作保障。
三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古往今来，言传身教的范例还有很多。比如，欧阳修的母亲告诫他“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被称为“包青天”的包拯留下著名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些都是在告诫为官者要注重家风建设。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