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报告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遍览群书，《左传》里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泰戈尔则下笔壮阔：生于夏花之灿烂，死于秋叶之静美。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展现出的生死观却是：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用之所趋异也。
择生还是择死，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津津乐道。司马迁笔下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深有所感：择死，是义无反顾，舍生取义。虽然人类命运的终点本就是死亡，但为了坚守心中的大义轰轰烈烈赴死尤其令人动容。
西楚霸王项羽，可谓一代枭雄，哪曾想也会有一日兵败无颜面对父老江东，死亦有道，于是他在滚滚江水面前自刎而亡，千余年过去，只留下李清照那句“至今思项羽，不敢过江东”，令人唏嘘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他对尊严的执着。
侯嬴北向自刎、程婴之死，则是对知己，对君主的忠贞不渝，是使命达成后的自我升华。有时生存比死亡要难得多。正如程婴所说的“死易，立孤难耳。”活着的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苦痛，即便如此内心也依然空虚。舍生取义，为义而死，对他们而言，才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道德理想。
《人民日报》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句话：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心中藏着天下，这样的人叫英雄。心有勇气，提刀慷慨赴秦，箕踞骂而被诛，荆轲作为一名刺客，他或许早知选择了一条必死的道路，但他没有退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他的战歌，也是他毕生的信念。
人类对于死亡、消灭这一类的字眼有一种出乎本能的恐惧，它天然带着悲剧感，在讲究“花好月圆”的中国，更容易引起人们心中的抵触情绪。因此敢于直面死亡，向死而生者更值得倾佩与尊敬。
我们都知道儒家提倡“士可杀不可辱”，汉代士大夫崇尚“死节”，也就是说，宁可死亡也要保持操守。然而，在司马迁的笔下除了感受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大义凛然之外，还展现出他们不死小义，成就大义的气节。司马迁的一生，可谓是忍辱求生，能屈能伸的生死观的真实写照。
讥评堪过耳，心本勇绝何惧人言。纵入火海，仍抱怀垂怜。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专心创作之际，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于是天降横祸，虽免一死，却被判以“宫刑”，引起轩然大波。他痛心疾首道：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在那时，阉割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也意味着对他人格上的侮辱。此时，我似乎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深深的煎熬。生，意味着他必须一辈子背负着天大的耻辱，忍受着世人对他的指指点点，从此名誉扫地；死，看似一了百了，但父亲遗愿未成，大志未报，着实意难平……
择生还是择死，在这种极致的两难中，司马迁选择了前者，“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对后人来说，应该庆幸司马迁的选择，才能让我们今时今日有机会触摸历史长河里那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应该庆幸他忍辱负重，用笔杆书写历史，著述历史，让后来者以史为鉴；应该敬佩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
像这样忍辱求生以成其志的人物形象在《史记》中并不罕见，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饱受命运摧残，辗转流离，隐忍复仇的故事；韩信为远大目标甘受胯下之辱……无不彰显出司马迁不因一时之辱而轻生的生命态度。
忍辱求生者想要在险境中求一方天地，或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绝不是提倡碌碌无为地苟活，而是在绝境中开辟新的道路，创造人生的价值，不一味盲从于传统“死节”的道义约束，更是传递了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人要看淡死，灾难来临时才能坦然面对死亡，让其重于泰山；更要珍惜生，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如此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