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党的指导思想对大学生党员的意义
敬爱的党组织：
党的指导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党的指导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
一、大学生践行青年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坚定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敏锐性与鉴别力、专业知识面又比较宽广深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成为时代赋予高校的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
大学生已经成为建设队伍中的一支新的生力军。无论从年龄优势、还是从知识优势来讲，都无疑是未来社会的栋梁。
大学时期是青年学习和成长的黄金时期。大学生只有把自己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把个人的追求与建设祖国、服务社会相统一，把自己的世界观与指导社会发展的正确思想相统一，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历史发展的栋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能有效地帮助大学生拓展世界眼光，广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提高综合素质，不断增强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本领，真正成为政治过硬、技术过硬、能力过硬的新一代建设人才。
高校党团和学生组织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政治成长的摇篮，要全面深入地推动党、团和学生组织在理工科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和思想政治的教育。而我们入党积极分子更应在学校的推动下，认真学好理论知识。
大学生践行青年马克思主义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深信通过“实践”这个法宝，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将被逐步培养成懂得中国国情、具有坚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比较成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启迪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留下了宏富的精神遗产。毛泽东思想对大学生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当代大学生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并把个人的志向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一个人为什么具有价值,什么是人生价值,人生价值的依据是什么?这是我们探讨人生价值问题必须回答的。人生价值是人的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个人一生的全部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
2、当代大学生应该正确看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始终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出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原则,作为人生价值的出发点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他明确提出要关心群众的生活,
保障人民的权利;共产党员应该发挥选择模范作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3、当代大学生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自觉投身社会实践,做到知与 行相统一。虽然大学生身在校园,但心系天下,应该积极创造社会实践的条件。例如,暑期“三下乡”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实践,正是大学生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学得更多知识,提升全面素质的好时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健康成长,顺利成才。
4、要在大学生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科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三、当代大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意义
党的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面对当前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当代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步伐，用邓小平理论教育青年学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必然要求，是培养面向本世纪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证。用邓小平理论教育青年学生是时代的要求。
1、从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来看
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需要大学生学好邓小平理论，自觉用其武装头脑，不然就难以统一思想，团结人民，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就难以解决我们面临复杂矛盾和问题，保持我们的事业稳定持续地发展。
2、邓小平的德育理论为当代大学生德育提供了客观依据。
3、有利于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当代大学生要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栋梁，必须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要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观。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
4、有利于大学生的实践活动。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源于实践，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远大的生命力，便于人们实践。
5、有利于大学生的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国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国际风云变幻而形成，它并不是一陈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不断注入血液、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它便于人们顺应时代变化。
总之，当代大学生要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和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成为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栋梁。
四、“三个代表”对大学生的时代要求
1、大学生与先进生产力
大学生在未来20年正当壮年，是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迎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就要从现在起，做好充分的准备，
争分夺秒，掌握本专业本领域最前沿的技术，才能真正体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
2、大学与先进文化
大学生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但是大学不是净土，大学生也或多或少地受着一些迷信、愚味等腐朽思想的影响。我们也知道年青人对于传统陋习有着天生的反叛意识，而接受新事物较快，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破除陈规陋习，勇于开拓创新，必将形成全新的社会风气，从而体现"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
3、大学生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大学生要认真领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内涵，通过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动，树立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信念。
我们祖国在"三个代表"精神指引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未来20年，大学生将担负为全面小康和民族复兴奋斗的崇高历史使命。有"三个代表"理论的武装，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将会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五、科学发展观对大学生成长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之于当代大学生的意义有两点：其一是科学发展观是作为我党在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总结过去三十多年得失提出来的，是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事关国家兴衰，作为民族和社会的中坚——当代大学生理应掌握这一理念，把自身的和谐健康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其二是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样是指导我们学习成长的有力武器，可以使我们全面地审视自己，弥补缺陷，克服弱点，发扬优点，把自己塑造成为“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过硬的社会竞争力以及国际竞争力、个性与人格得到健全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汇报人：haoword
2014.05.09
第二篇：孔子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孔子伦理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摘要】当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巨大的转变。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导，是当今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于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伦理思想，中国，指导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孔子被封建统治者封为“至圣先师”，剔除孔子伦理思想中关于维护君权、重男轻女等等不合理成分，孔子伦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孔子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一些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的积极合理因素：人道性、民主性、合理性、务实性、科学性。这些因素，既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又有利于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符合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它不仅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也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认同。它的一些积极合理的伦理思想，至今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孔子宣传为政以德，正人先正己，爱民惠民的民主思想，关于社会家庭伦理等双向履行义务的思想；关于做仁人君子行仁施爱要克己自律，“爱人”要由远及近，以及人际关系的相处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的思想，关于为人处事要重视精神生活，
重义轻利而又不排斥个人正当利益的思想等等反映了人类道德意识，道德关系与道德活动的普遍规律，合乎情与理。一直以来只讲社会成员个人对于社会集体绝对服从甚至无条件牺牲的义务，而不讲社会集体在群己关系找那个也有对个人利益关心尊重的道德义务都是违反人类道德关系的。要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信度，就必须重视孔子伦理中合乎情与理的科学因素。
2014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以德治国”，德志和法治，将道德建设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当然，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道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的土壤上。现代国家固然需要强调依法治国，但同时也需要强调以德治国。孔子尊尚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要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治政的目的就是为了立国，而立国的前提就是“民无信不立”，这要求统治者在治政的过程中，要重视民众的作用，把取得百姓的信任摆在第一位。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重视自身的建设，孔子主张政就是正，君主只有端正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百姓才会服从政令，淡泊名利，积极进取，奉公守法，不要去追求不合道义的富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培养良好的品格。当今中国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努力提高其道德素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官德体系，进而充分利用官德对公众道德所具有的导向和示范功能。
孔子的伦理思想为发展现代经济，创建一个有利的安定和谐的国
内、外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更呈现复杂的状态。对各种矛盾不应用“同”，强求矛盾同一而乱斗一气，而应用“中庸”的“中和”、“适度”方法加以处理，协调各种矛盾，把矛盾限制在质量互变的“度”的范围内，不使它发展到破坏统一体，影响社会安定的程度。
社会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际交往更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日趋重要。孔子主张人际关系的相处要克己自律，排除自爱不爱人，损人利己的思想欲望与动机，努力使思想行为合于一定的道德规范准则，自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人际关系履行道德义务的双向性，强调个人道德自觉，克己自律，从我做起以维护人际关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这些关于处理人际关系和经济道德的思想对于当今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国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家庭关系中，孔子主张处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作为子女长辈，不要忤逆虐待父母老人长辈，而要尽子女晚辈赡养孝敬关心的道德义务；作为父母长辈，不应对子女残暴不仁，而应尽自己慈爱教养子女成人的道德责任。《礼记祭义》云：“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孔子关于家庭伦理的学说，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只有家庭稳定了，整个社会才会稳定。
孔子以人为本、以人为贵的思想，体现在惠民、养民、教民等多方面。现代社会的商业管理理论无论如何发展，都离不开以人为本，
管理更趋人性化和科学化。孔子主张做人要讲信用，这些年来，由于信用的缺失，礼义之邦的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面对这样一个无序的经济环境，把孔子的诚信思想引入商业活动的全过程，这对于恢复中国商业环境在国际上的形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创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妥善处理。这就需要学会用“中庸”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矛盾。要求做到“适度”、“和”、“时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善于变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当然，对伦理思想应加以辩证的分析，纳新的阐释。它虽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因此在面对新的问题时，需辩证的看，并引以为鉴。
对其积极的一面应加以继承与弘扬，并在新的形势下，对它进行新的设释、注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内容。大凡一种学说或思想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有后继者根据时代需要对它作出新解释，同时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间很多人都根据时代要求对它进行了新的阐释、改造，这也是儒家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深刻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更要对伦理思想进行重新阐释、重新发掘、重新利用，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147.
[2]高治东《独立英语学院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实现》延安大学学报，2014年第一期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杜维明.对话与创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6.
第三篇：论邓小平法治思想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意义
</Script>倪 学 伟
一、导言：中国法治史与邓小平法治思想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而存在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方略，它以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权力分立与制衡等为特征，其最高价值目标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确保人的尊严与自由。法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依靠民主的法律治理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好的治国模式。
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都缺少一点现代意义的法治精神，亦即从五千年文明史中很难挖掘出“中国特色”的法治遗存。翻开史书，我们所见到的儒家治国之道“德主刑辅”、“刑不上大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社会伦理纲常，其强调的是专权与臣服，所要建立的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等级特权社会。即便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主张，也是建立在君主专制而非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君王享有无尚的权威，“君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实质上与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谢谢你访问好范文)滨，莫非王臣”这种家天下的人治思想一脉相承。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法治社会的精华与内核不可能孕育于专权社会的腐朽之中。
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在清末“修律”的基础上，广泛抄袭西方国家主要是德、日两国的法律，制定了形式上较为完善的“六法全书”，但国民党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睿智，对中国法治建设历史洞中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设法治国家的，这决定了中国法治之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漫长性。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基于领导者的失误，先后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和十年“文革”大浩劫，依法定程序选举的国家主席竟因一张大字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最终含恨而死。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2]。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无用的观点登峰造极。所以，这一段时期，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法治可言的。
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中国法治建设真正开始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第一次有效地吹响了法治建设的号角，中国从此终于走上了循序渐进且又是坚定不移的法治建设之路。邓小平对如何建设法治国家作了如下权威而经典的阐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逻辑结果。
法治是人治的对立面，法院作为和平时期保障正义、公平和市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和平年代“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法院审判工作的好坏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的法治思想以逻辑缜密、结构严谨、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法治思想可以高度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其核心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今天，以邓小平法治思想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并以此开创法院审判工作新局面，这不仅是21世纪中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二、有法可依：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正义的看护人和法律的执行者。我国乃承继了罗马法传统的成文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不同的是，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渊源的作用，不能以判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法官必须以国家颁布的成文法作为审判案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允许“法官立法”、“法官造法”。这决定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有法可依，即首先要有比较完善的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使法院审判工作有章可循。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基本法律，并有了比较周详的立法规划。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转向，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即逐步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淖中，立法工作被废止，律师制度被取消，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被撤销，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并进而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其结果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法律体系未有效建立，法治建设基本上一片空白，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付之阙如，就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几经修改后，也仅是徒具“宪法”之名的“继续革命”纲领而已。
在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之时，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4]，从而为法治建设的基础工作——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在如何立法的具体问题上，邓小平虽不是一个法学家，但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根据当时法律一片空白和社会急需法律的现实，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的可行之路：“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通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5]我们正是按照邓公的这一立法思路，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最初10年的立法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立法成果。刑法、民法通则、刑诉法、民诉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资企业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得以制定和颁布实施，尽管这些法律一般都比较原则，缺乏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带有较多的计划色彩，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它们仍然满足了那一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开展。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历史新时期。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一紧迫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立法者面前。这一时期的立法，充分吸收了专家学者的意见，更多地援用了国际通行做法，并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现出了立法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姿态。立法机关开足马力制定法律，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目前，我国典型的市场经济立法有：合同法、海商法、证券法、票据法、银行法、公司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等。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显雏形。在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审判工作日益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法院审判工作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所不能逃脱的一个悲剧，究其原因，就是人治的悲剧。根据邓小平的法治建设思想，重视立法工作，将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并有效地延续下去，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6]，即人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中国才能永远欣欣向荣。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当然要求和本质规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完善的法律，只是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还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才可堪称为法治和法治国家。
有法必依是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武装力量、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行动和活动的指南与准则，依法办事。邓小平指出：“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7]有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后，主要的工作就要放在法律的执行上，即有法必依。如果法律制定出来，却束之高阁，成为摆设品和展览品，纯属为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那么法典律章即便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也只是废纸一堆罢了。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来说，有法必依意味着一切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都应该而且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审判权，不能以情况特殊为由拒绝适用法律。同时，有法必依还意味着法院审判案件必须准确适用法律，即在弄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恰当的法律和法律条文，杜绝适用法律带有较大随意性的危险倾向。那种案件事实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及其条文之间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甚至于张冠李戴，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知所云的做法，表面看也是在依法办事，但其实质却是对世人所仰慕的法律的一种恣意妄为，是对神圣法律的可耻亵渎，与有法必依背道而驰。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法治启蒙与法治建设的初步实践，在目前法院审判工作中，敢于公然不依法审判的，已基本不覆存在，但假借法律之名，行枉法裁判之实的，却并没有完全绝迹。这既有审判人员法律素养不足的原因，也有贪赃枉法、徇私枉法之徒的胆大妄为因素。即使是审判人员法律修养不足而导致的适用法律不准确，也是与法治原则悖逆的，在当前司法公正的呼声中这样的审判人员当然没有存在余地，而故意枉法之审判人员被绳之以法则应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义。
执法必严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不允许背离法律执法、司法。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执法必严意味着审判人员一定要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忠实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做到执法必严，就要求审判人员应有以下基本的素质：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正执法和裁判，刚直不阿，坚决反对和杜绝各种司法腐败现象；熟练掌握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掌握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求实务实，严谨细致，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和防止形式主义。邓小平对如何做到执法必严有许多重要指示，如“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8]“对于一些严重的破坏活动，不仅要打击一次，而且要打击多次。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9]。执法必严，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法、司法，不因执法对象的身份、地位、级别等不同
第四篇：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
借鉴和指导意义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现代企业是一个目标性很强的群体组织，群体的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和谐统一，而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制度是解决可以量化可以看到的事物的，文化则影响内心世界影响人的所有行为，中国的企业也在搞企业文化建设，因为从没有制度到有制度管理的根本问题仍大量存在，但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收效甚微，除了一些企业宣导的文化本身就不堪推敲以外，我们的大文化背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 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
力。
再次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
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1、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3、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
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4、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
5、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上一
6、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说，就
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
8、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荀子·富国》)。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科学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毕竟是我们先人深深思考的结果，我们承认其在认知上存在某种不足，但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因此，在对待我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问题上，那种管理思想的“民族虚无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必将在全盘否定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导致“全盘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学复兴论“也是十分片面的，并且还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封闭嫌疑，其局限性和消极性表现同样也不利于我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需，提倡在借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论”，我们优秀的管理思想要继承发扬，外国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信中国的管理思想必将光大于后世。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
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三、结语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
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第五篇：大学生党员坚持共产党员标准的特殊意义
大学生党员坚持共产党员标准的特殊意义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党一向对青年寄予殷切的希望。教育和培养好青年，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工程。现在的大学生是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群体，他们肩负着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伟大使命，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21世纪将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世纪。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艰巨复杂的开创性的建设，把我们党建设好至关重要。大学生党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内社会生活中，能不能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对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坚持党员标准关系到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由工人阶级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的先锋队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党能否制定一个符合国情的、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基本路线。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正确路线的贯彻要靠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而这又取决于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取决于党员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因此，只有坚持了党员标准，不断增强党性，才能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当今世界，国际风云变幻，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地加强意识形态的渗透。从国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经济体制转型期间的深层次问题日益明显和亟待解决，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员能不能头脑清醒、自觉地坚持党员标准，牢牢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前途，关系到中华民族能不能在新世纪中实现复兴。
第二，坚持党员标准关系到党组织的战斗力。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党员是组成党的肌体的细胞。吸收什么人入党，党员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而是首先取决于党员的质量。过去，我们打败了800万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党和党领导的军队具有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坚强战斗力。现在，我们党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充满艰辛和坎坷。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同样要靠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力。大学生党员将逐渐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大学生党员的战斗力成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必须在大学中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坚持党员标准，培养众多具有开拓精神、实干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大学生党员。这是新时期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任务。
第三，坚持党员标准关系到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员队伍状况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党的宗旨，能否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即要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还要通过广大党员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带动群众。党员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除了通过党的纲领路线外，更直接的是通过党员，特别是身边党员的实际表现作出判断的。因此，坚持共产党员标准，不仅仅是党员个人的形象问题，更是关系到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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