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毕业论文 篇一
英国高等教育机构
英国高等院校根据其性质、特点和学位授予情况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类型。目前共有大学90多所，学院123所，高等教育学院50所。
英国的大学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均有学位授予权，可自主设置不同课程，并根据开设课程授予各级学位。除白金汉大学为私立大学以外，其他大学均为公立大学。
英国的高等学院和高等教育学院大部分为私立教育机构，可提供水平不同、专业不同的各类课程。一部分学院可自行颁发学位，但更多的学院由其所属大学、学院或国家认证机构颁发学位证书。除了本科课程外，这类学校还设置许多专业性课程或为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学生设计的特殊课程。
根据中英互认协议，目前已经在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省略/）和中国留学网（www.省略）推荐了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名单，留学人员可以此作为选择英方高等教育机构的参考。
学位及证书分类
在英国，未经授权而设立学位或相应学历属违法行为，得到学位授予权的依据是皇家许可状或议会法案。要获得学位授予权，高等院校必须表明他们对保证质量的承诺，并且拥有相应的体系来确保学术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公布的规章中对于学校应该达到的标准有详尽的说明。英国学位可分为学士学位(Bachelor Degree)、硕士学位(Master Degree) 和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
学士学位是第一级学位，通常授予完成3年大学学习的学生。学士学位有两种类型：荣誉学士和普通学士。荣誉学士学位的级别高于普通学士学位，还分为三类：一级荣誉学位、二级荣誉学位和三级荣誉学位。普通学士学位对于课程的专业化程度不如荣誉学位要求的高。一般而言，学士学位可分为文学学士、理学学士、法学学士和工程学士等类别。但很多情况下，相同科目的学位课程，不同的学校会颁发不同的学位名称。如：法律专业的学生，通常被称为法律学士或文学学士。
硕士学位可分为授课式硕士学位和研究式的硕士学位。授课形式的硕士学位课程一般为一年，学生必须上一定学时的课程，每学期写出规定数字的论文，年终递交最后的毕业论文。研究式硕士学位，通常需要两年的时间，主要在导师指导下从事论文写作工作。 硕士阶段授予的学位有文学硕士、理学硕士、法律硕士或工商管理硕士等。研究专修的硕士学位主要有哲学硕士或文学硕士。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没有完成毕业论文的学生可获得学校颁发的研究生文凭（Postgraduate diploma）。该文凭也是为没有资格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生提供的过渡性文凭。
博士学位是授予已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申请者。博士学位有两种类型PhD和高级博士学位。大部分的学科领域颁发的博士学位为PhD。一般需要经过3年的课程学习和研究，并提交学位论文，有时也要书面考试。在医学学科对应的博士学位为MD或 DM或者外科博士ChM或 MCh。另一种为高级博士学位（如文学博士Dlitt、理学博士DSc、法学博士LLD），这种类型的博士学位一般对那些在特殊学科领域内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予以承认。获得者通常在学术方面有独到之处的高水平专家，并曾出版过大量的学术著作。
高等教育文凭证书(Diploma in Higher Education)和高等文凭证书(Higher Diploma)，英国在一些学院和高等教育学校开设两年制或三年制的专业课程。两年制课程完成后，学生考试合格，可获取高等教育文凭证书(Diploma in Higher Education),学生毕业后，如果申请本科生课程，其两年制所学课程有可能被录取大学认可。三年制课程主要为工业界培养职业学生，学生毕业后，可获得高等文凭证书(Higher Diploma)。
二、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由于其独特的高等教育办学机制，英国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并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多层面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英国，议会、政府、专业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的不同角色的扮演和分工协作，使优质教育资源的保障体系得以顺利运行。
议会和政府
大学主要的、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大部分是由政府拨款资助的，学生只需要每年象征性地交纳少量学费。英国政府资助高等学校的主要方式是替学生交纳学费，向学生提供助学金，向大学提供教学经费，以及提供科研基础经费和竞争性项目经费。但政府并不直接分配经费给大学，而是通过中间机构的运作，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在北爱尔兰是就业与学习部），根据政府意图，大学学科设置和招收学生情况，科研水平的评价结果对大学提供经费资助。
专业机构
（1）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
大学外部评价中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的评估，因为其评估结果被作为高等教育拨款机构对大学拨款的重要依据。它对所有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质量评估，并向公众公开评估结果。该机构成立于1997年，董事会履行管理职能并负责制定全面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战略规划。
（2）区域性的质量保障机构
除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外，区域性的质量保障机构还包括：英格兰教学大纲与学历管理委员会；威尔士学历管理、教学大纲与评估委员会；北爱尔兰教学大纲、考试与评估委员会和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
（3）法定专业质量认证机构
在与一些特定职业资格相关的专业领域，如工程、法律、医学等，英国还有由法定的行业组织实施的、带有行业准入性质的课程质量认证，以保证课程设置的资质满足职业资格的要求。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成立之后，专业和法定机构专业准入性的学术课程越来越多地参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的评估。
高等院校自身
法律学毕业论文 篇二
[关键词]法学教育；应用型人才；实践理性；转向；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贾媛媛，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桂林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9-0183-03
作为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能力的有效途径、衡量学科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志，本科毕业论文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成果体现，某种意义上，更是大学教育理念与研究方法的一个缩影。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工学门类为主体，工、管、文、理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也开设了法学专业，且招生和师资逐年增长”。这些依托工科院校优势开设的法科专业既有其学科优势，亦有相对政法院校专业法学教育的局限。为真实描述这类综合性大学的法学教育状况，笔者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力例，对比抽取其与浙江大学法学院2009年至2010年本科毕业生的365篇法学毕业论文，对论文选题和论证方法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尽管由于取样范围的限制，样本覆盖率和抽样科学性未必尽如人意，本文也无意指向全面的描述和分析，而仅是以法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一隅为观察中心，透视类似电子专业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法学教育的现实面相，并由此尝试探索此类高校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
(一)定位和立场
英文中，“discipline”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词，其既有学科的含义，也有纪律、训练的意思。如果不是妄加猜测的话，学科本身就意味着是对参与者的一种智识性实践训练，而非仅仅是一种与知识相关的单项输出或接受。如同足球场上的实战训练，学科的话语实践同样需要正确的定位，于是，训练方向和目标便成为了这场学科训练研究的逻辑起点。苏力教授言：“法律是世俗的。”“法学必须关注和面向社会的世俗生活，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困惑、矛盾和冲突寻找切实的法律解决方案，确立基本原则，或为法律的决定作出合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于是，在法律是“实用的理性，而非纯粹理性”(德国公法大师Fomthoff语)的这一立场下，法学教育的实践理性品质也由此确立。但在通往实践理性的训练途中，是走学术型之途还是循职业型之路的争论却从未停止。2009年法学教育年会暨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论坛上，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似乎意欲终结这一道路之争：“大家已基本形成共识，应该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即便那些以学术为主的法学院，毕业生也不会都从事学术活动，更多的将以职业为导向。”然而，对于刚刚达成的共识而言，一直以来被强势的“科学一技术理性”话语所宰制的法学教育显然还没从既有的“学术型”格局中走出。
事实上，法科学生的就业去向业已多元化，就业领域已经由原来传统的职业法律向经济、管理等其他领域延伸，甚至可以说非职业法律领域已经成为法科生就业的主导。在法科生就业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①，类似电子专业为主的多科性大学法学院在定位为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应当洞察和面向市场，适应社会需求，而非局限于知识体系本身定位法学教育的方向。
法学研究中类型化的、注重原理的科学主义研究路径自然是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但法学并非纯粹理性的、思辨的学科，过多聚焦于对命题的研究、解说和论证，寄希望于具有强烈规范意义的原则或规则体系构建，难免陷入纯粹理性的窠臼。“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现实的社会现象，这决定了仅以概念的纯粹理论思辨来构筑论文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从纯粹理性人手的论文写作更是似与法学教育的职业型道路有南辕北辙之嫌。当年轻学人的智识尚不足以应对“宏大的建构”时，当法学教授者按照自己的知识()兴趣来“引导”学生的研究取向时，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情景下，法律实践所需要的法律认识和判断便失去了生长的环境，论文写作中的“知识复制”无可避免。法律的实践性学问性格有可能就这样被散居各种孤岛的“知识小众”所掩埋，难以形成成熟的法学教育共同体。散漫化倾向的直接后果便是最终法学知识生产中“伪劣知识无序积累”，真正的优秀成果难以脱胎。
(二)质疑与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的交流就是一种知识的互惠、互补，任何时候人的大脑都不应当仅仅是知识的容器。在知识输入与产出的过程中，思考力是唯一的知识加工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学教育要摆脱教科书式的思维格式化，就不能仅停留于学科知识的浇灌，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训练是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由此，基于知识和信息的创新思维与方法论探索当为毕业论文写作的第一要义，而反思性的质疑能力则是进行创新思维训练的前提。然而，在对365篇论文题目的逐一考察中，笔者没有发现一篇属于旗帜鲜明的“反思”类的文章，而“制度(立法)完善”类的选题却有146篇。数字的落差在反映法学论文写作的“绕大会堂现象”的同时，也暗示了质疑之声的缺失。
毋庸置疑，法律制度问题构成了法学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应用法学还是理论法学都必须以法律制度作为考察的出发点。然而，法学研究同时也当为具有独立逻辑的学术活动，而非政治和立法的附庸。脱离社会现实或社会生活关系来思考、观察或建构法律制度，过多引导学生“法律改革家”的“济世为怀”情节，代替立法者甚至政治家以解决制度问题为研究出发点和归宿的研究取向，成为了当前法学本科教育的一大流弊。陈瑞华教授在《论法学研究方法》一书中，将此类以“改进立法、推进司法改革和促进某一个制度的改变作为研究目的和归宿”的法学研究范式冠以“对策法学”之名，并对之进行了弊端分析。笔者虽不完全同意其理论至上的学术使命观，但对于此类“对策法学”所滋生的“问题意识缺乏症”却有同感。“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对于缺乏时间沉淀的年轻学人而言，目光往往只能停留在浅层次的立法或司法问题上，不及思考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和发现真正的理论问题就匆忙投入到问题的解决中，这样的成果实效性无疑令人怀疑，理论与实践的共生状态也难以维系。
对于科学而言，“各种解释结论与学术观点都只是一种假设而已”，任何解释都不可能是最终的权威解释。用波普尔的话说：“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的、猜测的：它们都是试探性的假说。而且永远都是这样的试探性的假说……我们
无法确定任何一个理论是不是真理，因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理论不管目前多么成功，却未必完全真实，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种近似，为了找到更好的近似，我们除了对理论进行理性批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法学亦无例外。作为年轻的法律学人，做好这种挑战权威的思想准备，当为治学必备的首要品质。法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并非一种独白的个别行为，而是需要对话与沟通，需要借鉴与批评，在与现有学说的对话和批评中进行学术研究与创新。正如麦金农在与德沃金的色情文艺之争辩中表达其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同见解和平等权的理论修复，此类思想史的论争对于中国的法学教育是如此的陌生。因为我们的教师与学生都已习惯了没有异说的教育，习惯了整齐划一的教科书式“通说”，并以之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在这样标准答案的思维引导下，作为最终知识产品的毕业论文缺乏反思与质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这种教育模式的弊端尚不仅于此，真正的贻害在于它破坏了年轻人最可宝贵的禀赋一想象力，而想象力正是创新的源泉与动力。没有创新，侈谈真理，更空言教育。
(三)知识与方法
法学方法论和法学知识形态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学不同知识形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采用了不同的法学方法论。法学教育并不是简单的法学知识传授，“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更多的是需要通过知识的学习而培养、训练一套法律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归结到底是法学研究方法和法律方法的基础性训练。卢曼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方法总是和问题相伴而生的，我们要善于根据问题的不同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盲目推崇某一种研究方法，唯其马首是瞻。“远行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只有对“道”领悟透彻，方可在“术”的具体问题上有所受益。问题决定了方法，方法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程和结果。受传统思辨思维的影响，代表“法哲学”层面的逻辑演绎方法在中国法学界一直备受推崇。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曾预言：“法律研究的未来会属于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工作者，而不属于只研究‘白纸黑字’的律师。”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开始自觉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法学问题。但对于法学教育而言，这种研究方法似乎并未得到足够的重现。虽然调查报告和数据分析无法直接造就蜚声学界的理论大师，但倘若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真实的描述，便应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因为，与规范性的研究相比，描述性的分析更能经受住时空的考验。更为重要的是，法学方法的转换可能给理论问题的讨论带来新的视角，而法律方法的恰当使用又可以更好地解决现实当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
(四)结论
上述数据和分析显示，以工科为主的专业性大学的法学专业教育目标虽当定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但由于路径依赖思维的使然，重理论轻应用的倾向依然明显，与知名综合大学在人才培养方向上没有形成明显差异，缺乏深厚底蕴和品牌效应的特色培养。在应对“法学教育如何能面对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有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的挑战时，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使法学院的产品――毕业生和学术成果(论文)适应法律职业化的需要，为法律实践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持。法学教育不仅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良性共生，更需要学科发展的路径指引。于是，当中国法学转向“司法定向的法学”时，作为法学知识生产的法学教育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新的增长点和必然的教育转向：一是经由纯粹理性转向实践理性的定位转向；二是教科书式的“通说”思维向质疑式的“异说”思维转向；三是由逻辑演绎向经验实证的方法转向。而转向的一个前提在于法学家职业共同体和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因为只有法学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才能为法学教育的知识生产提供稳固的基础和结构，避免以“知识小众”的私人知识或兴趣偏好设定价值评判的标准。
社会分工决定了不同的法学院系可以各自依自身的资源来追求自己在法学教育上的比较优势。以工科为主的专业性大学在探索法学教育改革路径之时，首要的目光应当关注自身的资源优劣，在有能力并准备着认识并纠正自身的弱点和缺点的同时，开拓正确的行走方向。
[参考文献]
[1]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杜，2007
法律学毕业论文 篇三
关键词：法学专业；就业；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48
自1977年我国恢复法学招生以来，首次法学专业在全国只招收了223人，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加上自1997年“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法学专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最热门专业之一。目前，在全国高校之中，大部分院校都开设了法学专业，层次从专科到博士后，法律专业在校学生直逼百万。近几年的高校毕生就业统计之中，学习法学的毕业生就业率已经连续几年成为垫底专业，今年各类媒体一度将法学专业定性为红牌专业。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问题困扰着学生、家长和学校。因此，笔者将从各个角度剖析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原因，期许基于原因寻求走出困境的路径。
1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
1.1 法学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年落后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存在多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开始显现，自2002年恶化，法学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全国200多个专业中成为倒数，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直到2005年，法学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跌至倒数第一，此后便一直居低不上。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时至2016年，法学专业因为就业率低下连续6年被列为红牌专业，有此“殊荣”的专业仅有法学和生物工程两个专业。
1.2 法学专业毕业生大部分就业行业与专业不对口
在专业与职业相关性上，一般意义上法学专业的对口职业部门应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处等运用法律的部门。而根据相关统计，位列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前3名的职业分别是：办公室职员，行政秘书和行政助理。此三类职业均不是法学专业的对口行业。从统计中还可看出，法学专业毕业生从事法学相关的比例连年徘徊在50%左右，法学专业毕业生要找到专业对口的职业具有相当的难度，大部分毕业生最终的就业行业都不是法学对口岗位。
1.3 法学专业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就业市场供求严重失衡
同法学专业就业率连年靠后形成对比的是，为了造就综合性大学，全国各高校没有法学专业的有条件的纷纷增设法学专业，已有法学专业院校的也一直在扩大招生规模。在1977年刚刚恢复法学教育的时候，全国一共只有3所大学招收法学专业学生，当年一共在全国招收223人。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法学专业的招生规模连年扩大。据统计，2001年全国共292个高等教育单位开设法学本科专业，到2005年，开设法学专业的教学单位增长至559个。时至今日，全国已有近600多个高等教学单位开设法学专业，法学专业在校生已经逐年增长直逼百万。然而，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却连年遇冷，法学专业毕业生的人数增长规模同就业市场的法学人才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4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不均衡
根据统计结果，自法学专业开设以来毕业生的就业在地域上就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近几年来，法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数有所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人数逐年有所上升，法学专业毕业生选择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倾向慢慢凸显。这一趋势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量逐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的竞争意识慢慢加强，开始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引进了很大部分法学专业毕业生流向西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学专业毕业生选择西部地区就业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我国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不在一个层次，对于人才市场的吸引和接纳能力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地域流向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2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原因分析
2.1 法学专业大规模招生导致毕业生过剩
自从我国1999年进行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以后，无论是文史院校还是理工院校都一味追求建设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都开始设置法学专业，部分学校甚至在师资队伍和各种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开始招生。又因为社会大众对法学专业的就业形势的认识不全面，导致法学专业成为报考热门，招生容易，于是各高等教学单位就大规模招收法学专业学生。在各高等教学单位中，法学专业的办学的形式多样，除全日制本科教育外，还有职大、自考、电大、函授等纷繁复杂的形式，办学层次涉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大专、中专5个，现在法学专业在校学生已有数十万人。这一法学教育现状不但会影响法学人才培养质量，还导致了法律人才的大量“囤积”，为整个法学专业的冷就业埋下了隐患。
2.2 传统法律对口岗位数量少、门槛高
从传统意义上而言，法学专业的对口岗位为法官、检察官、律师、仲裁员和公证员等职位，但是，在当前国家对法检系统编制名额进行严格限制，每年法检系统招录的人员都是相当有限的，每年法检系统招录都是报名人数众多而招录名额很少，甚至有的地方出现数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形。对于做律师而言，在我国当前的大众法律意识之下，每个地区的案源都相对有限，律师早就陷入僧多粥少的处境，因此，律所能够接纳的律师岗位也是相当有限的。而就仲裁员和公证员而言，受这两个岗位性质和我国对设立仲裁机构和公证机构的严格条件的影响，招录公证员和仲裁员的信息几乎没有。另一方面，以上岗位均要求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且具有较强的法律运用能力，这些门槛的设置对于普通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来说都具有一定的难度。有人认为法学专业毕业生还可以到企业做法律顾问，其实，现在法学毕业生到企业做法律顾问已经不再可能。随着经济发展，企业法律业务已经专业化，大部分企业现在都选择将法律业务外包给专业的律师团队，即使企业内部需要法务对接岗位，都要选择具有一定法务经验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以上现状直接导致法学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时陷入了多重困难的境地。
2.3 培养模式与就业岗位素质需求不符
从上文所分析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对口岗位不难看出，这些对口岗位都是需要能够运用法律知识走在第一线解决具体案件的岗位，那就对毕业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法律运用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法学专业毕业生需要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才能够为解决实际案例提供理论支持，但要满足我国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不应该仅仅限于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系统处理案件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才符合对口岗位的人才诉求。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等教育单位的法学培养方案依然以理论教育为主，甚至有的高校的法学培养方案中没有涉及任何实践训练课程，这样的培养模式一方面导致学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理论知识，并进一步研究深层次理论，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部分法学专业毕业生只能纸上谈兵，不具有解决现实案件和处理纠纷的能力，难以学以致用。笔者从法检系统了解到，每年法检部门招录新成员后都需要实习或者锻炼一至三年后才能独立处理案件，这一现象的出现同教育单位的教学模式缺陷是息息相关的。
2.4 法律人才地域需求不平衡，法学毕业生就业地域选择观念固化
同经济发展的差距一样，东西部之间在法律人才的需求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较高，经济活动较为频繁，直接导致经济纠纷和其他衍生纠纷较多，这就需要很大数量的法律人才从事风险控制和纠纷处理。另一方面，在法治意识方面，东部地区同样也领先西部地区，因此在出现纠纷以后，西部地区的公民很可能选择如搁置、说理等非法律程序解决，而东部地区的居民更趋向于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这一纠纷解决途径选择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东西部对于法律人才需求上的差距。正因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法律人才上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很大一部分法学毕业生都选择到东部地区就业，出现了严重的法律人才扎堆现象。当然，法学毕业生选择东部就业还有以下原因：第一，东部经济发展水平比西部高，因此能够提供的薪资和工作环境就要优于西部地区，这些因素都能够对法学毕业生产生很大的吸引力；第二，在法治建设方面，东部地区同样走在西部地区前面，每一个法律人都愿意在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执业。
其实，随着政府的统筹和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以上两个方的差距已经有所缓和，但是大部分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毕业之后仍然优先选择东部发达地区就业，这就形成了法学人才的扎堆竞争，而很少有优秀法律人才愿意到西部执业。东西两部形成了法律人才过剩和法律人才匮乏的两极矛盾。
2.5 法律职业准入条件将很大一部分法学专业毕业生排除在外
在我国，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都有一个基础的执业条件，这一条件在我国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和《公证法》里都有明确规定，那就是必须通过国家司法部统一组织的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改革后称作“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于法学专业对口的其他岗位，有的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如公司法务、企事业单位法务等），但是这些岗位在招录时都会设置“已经通过司法考试”这一报考条件。因此，法学专业毕业生如果没有通过司法考试，那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从事法学对口的职业。另一方面，司法考试被人们称作“中国第一难考”，通过司法考试是有一定难度的，每年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就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也就是说，法学专业毕业生中仅有百分之十的人有资格去报考或寻找法学对口工作，而其余人员，要么选择待业再考一次司法考试，要么只能选择其他行业就业，而在选择其他行业就业时，有该专业的毕业生参与竞争，这部分人的就业率就可想而知了。
3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对策
3.1 严格审核法学专业招生资格，统筹控制招生规模
当前，我国法学专业的招生一方面规模庞大，另一方面招生类别和层次都纷繁复杂。这不但会使法学毕业生的过剩，造成待就业人数的囤积，也导致了法学毕业生人才质量的参差不齐，很大一部分人不符合对口岗位的要求。因此，要改变这一乱象，教育部要进一步审核各个法学招生单位的招生资格，从软件到硬件全面审查现有招生单位的办学条件，对于因为冲击综合性大学而临时设置法学专业等不符合办学条件的招生单位，应当及时取消其招生资格。另外，面对当前法学专业人才过剩的现状，国家应当行使人才培养的宏观调控职能，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法学专业的招生规模，统筹各个招生单招生人数位，严格限制招生规模，整合教学资源，培养综合性高素质法律人才。
3.2 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和实践能力
当前很大一部分法学教学单位依然保持理论为主，甚至不涉及法律实践课程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严重脱离了对口岗位对于法律人才的要求。因此，改革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在培养过程中，一方面，依然注重理论课程的教学，增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但同时也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在课程的设置上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多进行模拟审判、案例演练、案例讨论和法庭旁听等教学实践活动，要进一步引入审判、公诉、辩护等方面的实务课程。同时，需要制定完整的专业见习计划，保证学生有机会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进行专业见习。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法学专业毕业生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的同时，又能利用理论解决现实案例，做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迎合对口岗位对具有综合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3.3 加强就业指导，培养法学专业毕业生正确的就业观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如：一味的选择东部地区就业；一定要死守法学专业，不跨专业就业；法学专业的就要进公、检、法系统等，这些陈旧观念严重限制了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选择面。每个高校都设置了就业服务部门，但据笔者了解，这些就业服务部门都没有分专业进行就业指导。各个专业都具有自身的专业特色，因此，要实施有效的就业辅导，必须分专业就行指导。就法学专业而言，针对法学专业的就业困境，就业服务部门应当加强对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力度，剔除法学专业毕业生的不良就业观：在地域选择上，要防治他们地域选择的固化，让他们认识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步缩小，扎堆就业只会加大就业难度；在行业选择上，要让他们认识到法学专业就业的严峻性，一方面法学知识可以运用在不同的行业之中，另一方面这可以扩大他们的就业面；在岗位选择上，要转化他们必进公、检、法的思想，这一思想会使他们的就业选择过窄，失去很多好机会。
3.4 进一步发展西部，平衡法律人才流向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西部同东部的依然存在一定差距。根据统计，法学专业毕业生仍然大部分流向东部发达地区，选择东部意味着选择了较高的工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面对这一困境，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发展西部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还应当在就业方面实行政策优惠，在西部地区引进优秀人才，为引进人才提供薪资保障的同时保证其良好的工作环境。也只有如此，方能促进优秀人才流向西部，进一步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循环。
参考文献
[1]谢飞。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冷的思考[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16）.
法律学毕业论文 篇四
早在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就已经出现了“保险”的课程设置。《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开设十一项课程门目：算学、博物、物理、外国文、舆地、史学、掌故、理财学、交涉学、法律学、政治学。其中，“理财学”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学”，其课程安排涉及三个学年：第一年开设理财学通论，每周4学时；第二年开设国税、公产、理财学史，每周4学时；第三年开设银行、保险、统计学，每周4学时。而且，对于“不习外国文者”，规定“于理财、交涉、法律、政治四门各加课一小时”，亦即有部分学生的“理财学”课程是每周5学时。这是北京大学史料中有关保险课程的最早记载。
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立银行及保险学门。当时，大学堂设八个分科大学（注：“分科大学”相当于今天大学下设的“学院”）：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其中，在商科大学之下，设有银行及保险学门（注：“门”相当于今天大学学院下设的“系”）、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根据当时的课程安排，在银行及保险学门的主课中，有一门课程是“保险业要义”，它是所有课程中对学时要求最多的三门课程（注：这三门课程是外国语、银行业要义、保险业要义）之一：第一年每周3学时，第二年每周4学时，第三年每周2学时，三年共18学时。从学时要求看，“保险业要义”这一门课程相当于今天大学里六门课程的容量。
1909-1910年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筹办工作紧锣密鼓，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不过，鉴于师资和经费限制，《奏定大学堂章程》原定的八科46门的宏大计划被迫大幅缩减为七科13门，它们分别是：经科大学（毛诗学门、周礼学门、春秋左传学门）、法政科大学（法律门、政治门）、文科大学（中国文学门、外国文学门）、格致科大学（化学门、地质学门）、农科大学（农学门）、工科大学（土木工学门、采矿及冶金学门）、商科大学（银行保险学门）。商科大学原计划开设三门，大幅缩减之后，银行保险学门成为仅存的硕果。
关于这一筹办和开学过程，北京大学史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909年《学部奏筹办分科大学情形折》记载，“除医科，须俟监督屈永秋到堂，再行妥筹办理，计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分门择要先设”。1909年《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记载，“商科原分三门，现拟先设银行保险学一门”。1910年《学部奏分科大学开学日期片》记载，“京师分科大学，迭经臣部商同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筹划开办事宜。…… 现在中外各科教员均已到堂，应行升学各生，业经详加考验，分别录取。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行开学礼”。经查，该“本月二十一日”为当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即公历1910年3月31日。
1912年，保险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据1912年《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记载，大学商科共设六门：银行学门、保险学门、外国贸易学门、领事学门、税关仓库学门、交通学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令》对此亦作同样规定。有学者认为，从学科设置看，商科专业比清末多了三门，保险学从银行保险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门，这不仅意味着保险学本身的发展，也反映了民国初年保险业的兴盛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张亚光，2011：《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当时，保险学门的课程包括：经济原论、商业数学、商业地理、商业簿记学、商业各论、财政原论、商业史、商品学、商业通论、商业经济学、保险通论、生命保险、损害保险、决疑数学、应用统计学、商业政策、统计学、民法概论、商法、破产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会计学、英语、第二外国语、实地研究。其中，“保险通论”相当于今天大学课程里的“保险学原理”，“生命保险”相当于“人寿保险”，“损害保险”相当于“财产保险”。
不仅保险学门开设保险课程，经济学门也开设“保险学”课程。1912年《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和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令》均规定，大学法科之经济学门开设“保险学”课程。据《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记载，1919-1920年度，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本科课程设有一门“保险学”，主讲教师为马寅初教授（注：马寅初曾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于1919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据1922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记载，经济系教授马寅初讲授银行论、货币论、保险学、国际金融论等课程。
除了保险学门和经济学门，法律学门和政治学门也开设过与保险有关的课程。据《政治学系课程沿革说明书》记载，1917-1918年度，北京大学法科之政治学门开设“保险统计算学”课程。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记载，北京大学法科研究所法律门设有“保险法”这一研究科目，担任教员是左德敏教授。《法学院法律学系课程一览》和《法学院政治学系课程一览》记载，1935-1936年度，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律学系和政治学系均开设“保险法”课程，主讲教师均为戴修瓒教授。
在检索史料的过程中，我们还捕捉到一些零星的与保险有关的资料，也一并记录于此。在留存很少的大学堂毕业考试试题资料中，我们发现了有关保险的考题，如在“学部考试译学馆甲班学员毕业全题”中，商业经济学题为：“近来各国盛行保险事业，其种类如何？其效用如何？能详举否？”1917年，北京大学法科四年级学生王杰撰写题为《保险论》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为周家彦教授。1929年，北京大学图书部新到中文书有徐兆荪翻译的美国大学教科书《人寿保险学》，原书作者为美国保险学科奠基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保险学系主任Huebner博士，该中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今仍有收藏。
此外，在与北京大学颇有渊源的燕京大学的学位论文库中，我们还发现了七篇与保险有关的学士学位论文，均出自燕京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它们是：1933年黄志民撰写的《欧美各国失业保险制与劳动交易所之概况》、1935年祝和的《吾国保险事业之发展》、1940年蔡纫芳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导师胡继瑗）、1941年张玉贞的《我国简易人寿保险之研究》（导师胡继瑗）、1945年渠川玲的《抗战时期成都市保险业》（导师唐炳亮）、1945年刘铭昌的《保险事业之损失赔偿与保费计算之研究》（导师唐炳亮）、1949年胡宗尧的《我国之保险业》（导师刘炽晶）。这些尘封已久但依然鲜活的文字，记录了当年大学生对保险问题的所学所思，令人感慨。
法律学毕业论文 篇五
关键词：法律职业技能；法律教育改革；目标与模式；法律训练制度
中图分类号：D90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25702
1关于法律教育目标的不同观点
法律教育的目标定位决定法律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是法律教育的首要问题。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从两个侧面展开：(1)在培养学生能力的定位上，法律教育是学术理论性的法律教育（academic legal education）还是从业性的法律培训（vocational legal training）；(2)在法律教育的性质上，是旨在提高学生素质的通识教育还是旨在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教育。所关注的焦点都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此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①贺卫方认为，法学（本科）教育“应当是让学生获得从事多种法律职业都必须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法官、律师、法学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大学本科法律教育的定位只能是职业教育。”
②苏力认为，“一般来说，法学本科教育的方向是为改革中的和改革后的中国培养带有现代意识的、具有一定学术背景的合格律师，同时注意为法律高级人才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③罗国民、王学沛认为，“目前我国法律教育是按素质教育或通才教育设计的”， 但“应该是通才与专才的结合。”
前两种观点都是对法律教育定位所作的规范性价值判断，但结论显然并不完全一致。虽然都肯定了法律教育的职业教育性质，但苏力强调要兼顾学术理论性教育。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对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定位的客观描述，带有典型的实证性。三种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2法律教育目标的关键问题
对法律教育改革的目标定位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法律教育是学术理论性教育还是从业性职业培训；法律教育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
2.1关于法律教育是学术理论性教育还是从业性职业培训
什么是学术理论性教育和从业性职业培训？概括地说，当人们说法律教育是学术理论性教育的时候，指的是法律教育以学术为导向，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方式、教学目的等方面，着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当人们说法律教育是从业性职业培训的时候，指的是法律教育以从业实践为导向，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方式、教学目的等方面，着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从表面上看，我国现行本科法律教育是一种学术理论性教育。大学法律本科学生在毕业前的最后环节，就是必须完成一篇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论文，只有论文成绩合格，才能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似乎是四年本科法律学习的最终检验。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大学本科法律教育对象大多是高中毕业生，他们进入大学后的头两年，主要学习英语、政治、计算机等课程，要到大学二年级以后才能开始专业课程学习，还要除去至少一个学期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用于专业学习的时间大打折扣。由于是在入学前完全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基础，所以，所谓的专业学习主要是学习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和法学基础理论。学制为四年的大学本科法律教育，所能做的基本上是为法律人才的培养奠定基本的知识背景，还很难谈得上是“学术的”还是“职业的”。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我国目前的法律教育不存在学术性的和职业性的区分。
那么，法律教育应是学术性的还是职业性的呢？显然，我们已是在价值取向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既然法律教育必须服务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养，那么，法律教育当然应包含职业教育的成份，应为培养对象日后从事法律职业奠定知识和能力的基础。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基础，就是贺卫方所说的“从事多种法律职业都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苏力所谓“带有现代意识的、具有一定学术背景的合格律师”所应具备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中是否包括学术的能力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正如苏力教授肯定大学本科法律教育应具备更多的学术性，贺卫方所强调的能力中实际上也包括学术能力，因为，他所指的多种法律职业包括法学家。从这个意义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差别也许是，苏力认为现在的法律教育对学术性重视不够，而贺卫方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恢复法律教育在于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本质。
基于目前现状，我国法律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学术能力上都有很大欠缺。法律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宜作学术性的或职业性的划分，应定位于学术和职业能力的综合培养，服务于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终极目标。换言之，法律教育应兼顾学术性和职业性的双重需要。
“无论法学院……如何演变，通过不断地冲淡学术内容，是不可能保持其优秀素质的。” 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需要的能力不仅有学术的和职业的，而且还必须包括多种综合能力。1996年英国大法官法律教育的行为顾问委员会（The Lord Chancello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Legal Education and Conduct）关于法律教育和培训的报告提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应具备更灵活、更广泛的知识面和能力，高等法律教育应从着重培养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转向培养更全面的能力，基于此，法律教育应使受教育者达到综合全面的学术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intellectual integrity and independence of mind ）、掌握核心知识（core knowledge）和背景知识（contextual knowledge）、培养法律价值观（legal values ）和职业技能（professional skills ）的目标。
2.2关于法律教育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
这个问题受两个因素的影响：(1)教育对象。教育对象的年龄、阅历、学历，对法律教育的定位有很大影响。在美国，进入法学院学习的学生必须已取得理学或文学学位，是正在为进入法律职业行业而努力的年龄较大的“本科后”学生。因此，美国的法律教育是专业教育。相反，如果学生年龄偏小、阅历浅、学历低，那么法律教育很难定位为专业教育。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如德国、日本，进入法学院学习的是高中毕业生，他们年龄偏小、不够成熟、阅历不深、学历不高，法律教育基本上是以培养素质的通识教育。(2)法律教育体系。法律教育的起点不同导致整个法律教育体系的不同。美国式的法律教育起点高，是大学本科后职业教育，所以J.D.教育是法律教育的核心，获得J.D.学位的人，通过各州举行的律师资格考试，就可成为开业律师。德国和日本的法律教育起点较低，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为了弥补大学法律教育在职业教育上的不足，在他们的法律教育体系中设置了旨在培养职业能力的法律训练或法律研修期(legal training)，即取得大学法律本科学位并通过了淘汰式的国家司法考试者，必须参加两年左右的司法训练，才能进入法律职业。这种法律教育体系的特点是，在法律教育中把法律素质与职业教育分开。
我国具有与大陆法系相近的法律传统，法律教育对象也与德国和日本相似，因此，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可以认为是一种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我们需要理顺法律教育制度和司法研修制度，将法律教育归还给大学，将司法研修还给实务部门”。 法律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广泛的能力和综合素质，法律训练旨在培养和锻炼法律职业能力。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使进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人既有宽广的能力和良好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可以使本科毕业后的法律学生实现顺利分流，只有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才需要参加司法考试并接受法律训练，从而减少人才浪费和法律教育资源浪费。
3以法律教育目标为依据设计法律教育模式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法律教育模式有四种。(1)以美国为代表的法律博士（Juris Doctor）教育模式：四年本科非法律教育+三年法学院法律职业教育；(2)以英国和香港为代表的法律深造文凭（The Postgratuate Certificate in Laws）教育模式：三年法律本科教育+一年法律职业深造教育+一年或两年学徒式实习；(3)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法律训练（Legal Training）教育模式：四年法律本科教育+淘汰式的司法资格考试+两年司法训练所教育；其四，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双学位复合法学课程（The Combined Law Program）教育模式：五年双学士学位教育+六个月至两年不等的法律实践培训。
上述四种不同的法律教育模式，都把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训当作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经程序。美国模式把法律教育完全当作职业教育，英国模式则保留了传统的学徒式职业训练方式，德国和日本模式则把司法训练交给司法部门统一进行，澳大利亚模式则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以上模式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且行之有效的，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那么应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法律训练制度呢？改革应以哪种模式为原型呢？根据前文所述法律教育目标，(1)就当前以法律本科为主的法律教育体制下，应以德国和日本模式为原型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法律训练制度，即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者要进入法律职业行业，无论律师还是法官、检察官，都应参加由司法部会同全国律师协会、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组织的，管理和要求严格的统一法律职业训练，训练时间应不少于一年，最好是一年半至两年。只有法律训练考核合格者才能成为开业律师或初任法官、检察官。(2)从长远看，中国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要从当前的以法律本科为主转向以法律硕士（JM）为主。JM是大学本科后教育，招生对象主要是非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和已参加工作的非应届法律本科毕业生。本科后教育意味着学生的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可以更好地领悟作为实践型和社会性学问的法律学，从而改善法律教育的效果。从长远看，法律教育模式将由目前的以法律本科为主转向以JM为主。随着JM法律硕士成为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法律职业技能培养模式和效果都将有根本的转变。
参考文献
［1］贺卫方。中国法律教育观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与思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罗国民，王学沛。法学专业人才的素质构成与课程设置［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4］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