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那么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正确学习理论知识的思想宣传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正确学习理论知识】一
《为人民服务》的时代价值
首先，《为人民服务》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开宗明义，“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集中点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初心和使命。
《为人民服务》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的理论阐述。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基因和标识。13位代表，在1921年的上海和嘉兴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始了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历程。淮海战役期间，543万翻身农民组成支前民工，88万小推车如果排成两行，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所有这些都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代表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回答为谁服务、谁是中心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当春节来临，习近平总书记都要深入贫困地区看望贫困群众，一起商讨扶贫脱贫大计，表达党的关怀，展现着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
其次，《为人民服务》生动展示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典，它不仅是当年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而且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
为人民服务没有止境、没有终点。为谁服务，是政党价值观的首要问题。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党的近百年历程，为人民服务始终不变，服务的目标和内容与时俱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有了全新的目标和内容。
为人民服务决定了共产党人的生死观，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怎样判断人生价值，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在新时代，虽然没有更多的战争年代那般气壮山河的英勇牺牲，但为人民而工作、为人民谋利益，就是为人民献身。
为人民服务需要保持永远奋斗的精神。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鼓励全党和全军：“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必须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为人民服务需要搞五湖四海。党的队伍越来越大，党员干部的来源越来越多，干部队伍交流成为常态。这就要求在党的队伍中，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
再次，《为人民服务》鲜明指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动力。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为人民的利益接受批评、纠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是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体现。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看到了自我革命可能遇到的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些就是革命精神弱化和衰减的表现，需要不断改进和克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动力、根基和底气。
【正确学习理论知识】二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存在的原因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看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原因何在呢?
主观的原因：第一，懒政怠政。不愿意下功夫去做实实在在的事，不愿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想坐在办公室内靠发文件、下指示就能把一切都做好，希望走捷径来解决问题，于是拍脑袋决策，想当然办事，上面一张嘴，下面跑断腿。这种本来就不符合实际的决策现实中根本无法落实，后面还要检查、评比、考核，下面就用各种会议、材料、数字来应付，上下配合，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就这么出来了。
第二，不敢担当。既想当领导，又不愿负责任，不愿担当，不拿出明确的工作思路，提出明确的工作任务，就靠各种办法把责任层层下推，各种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指示、讲话、文件层出不穷，反正我该布置的都布置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该落实的都落实了，即使有问题，那也是你们下面没有干好。至于具体应该干什么，怎么干，那是你们下面的事。干好了，是上面英明，干不好是你们无能。很多部门都这么做，于是乎，文件越来越多，指示越来越繁，层层加码，搞到下面穷于应付，难以应付，不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大家都在无头绪地忙，“忙”成了工作最主要的绩效。
第三，能力不足。对自己担负的领导工作缺乏相应的能力，既不会用老办法，又没有新思路，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抓不住主要矛盾，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干事找不到抓手，又不去认真向内行请教学习，还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无能，没有作为，只能搞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看着花样翻新，热热闹闹，好像每天都在干事，实则没有什么效果。
第四，邀功请赏。可能有人会说，作为领导，你既不愿下力气，或不敢担当，或没有能力，那就能干多少干多少好了，为什么非要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那一套呢?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仅仅表现为不愿下力气干事，那就是殆政或堕政，如果仅仅表现为不敢担当，那就是缺乏责任感，如果仅仅表现为能力不足，那就是无能。但最可怕的是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人，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既不想干事、不想负责，又想邀功，那就得搞出点动静。我们说的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装潢门面、求轰动效应、造假数字、搞面子工程，其表现都是动静很大，没有实际效果。动静大就容易引起各方注意，特别是引起领导注意，遇上也是不愿做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只看表面现象的领导，就会被记上一功，成为提拔使用的资本。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存在，除了以上主观的原因，还有其客观的原因。
第一，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那么不得人心，为什么还有人乐此不疲，就是因为有一些搞这种东西的人能够从中得利，尝到甜头。这就与我们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工作的考核评价机制、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各项工作的成本核算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够健全完善，不够科学有关。如果我们在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在领导干部的工作考核评价方面，在干部决策能力的测评方面，能够多听听群众的反映，了解一下群众的想法、看法，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就很难存身。
第二，社会环境变化。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相对来讲就很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处在战争环境中，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和任务容不得你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因为那会给敌人造成机会，致自己于死地。也不允许你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拍脑袋决策，想当然办事，因为那会造成我们离开群众的支持，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执政以后，特别是长期执政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干部队伍中一些人在当了官，享受各种待遇以后，就有了高高在上的感觉，不愿意去联系群众，不愿意去体验和了解群众的疾苦，群众的意愿，有些甚至把保官、升官作为自己的第一追求，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想真正下力气干事，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又想做官，搞出政绩，就搞面上的东西，搞形式主义。这种问题，历史上就出现过。今天，当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很多制度层面的规范还没有能健全完善起来，很多问题还处在探索认识阶段，社会上浮躁风气较盛，所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就以各种面目表现出来。
第三，现象定性的难度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四风”中特别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了明显的纠正，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中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表现上比较好定性，但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不好定性，有欺骗性和模糊性，不易辨别、不好处理。我们党在作风建设方面历来是要求很严格的，仅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因为违反“八项规定”，搞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被处理的党员干部就有很多。但是，从历史上到现在，因为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而被处分的党员干部相对较少。这不是我们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网开一面，而是因为现实中要给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定性确实比较困难，除非它已经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我们在对这样的后果进行处理时会强调被处理主体因为官僚主义或搞形式主义造成了什么后果。我们做一切工作都需要相应的必要的形式，没有形式，内容就无所附着。领导干部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行事风格和习惯，不可能千篇一律。这样，什么是推进工作所必要的形式，什么是形式主义;什么是领导干部的个人工作习惯和风格，什么是官僚主义，有时候界限确实很难。
我们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放在一起来进行分析是因为它们虽然表现不同，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官僚主义就是形式主义的主要根源，而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之一。有官僚主义，必有形式主义。反之，有形式主义，也必有官僚主义。有效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定要抓住要害，双管齐下。
有效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对策
首先，要教育广大干部认清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不断增强工作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干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主观条件。有了责任心和使命感，才能把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责任，把为老百姓办事当作自己的一份责任，从而自觉地把提高工作的实效性当成自己工作的首要标准，而不是把当官、保官、升官当作自己工作的主要追求。这样才能自觉地为真正把工作做好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需求，把握工作的规律;才能在各种工作决策中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地掌握各方面的真实材料和依据，进行科学决策;才能不断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才能在各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危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时进行自觉抵制。
其次，要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其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好领导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问题，解决好对领导干部和各级党政部门工作实效的考核问题，解决好让各级党政部门广大工作人员真正把主要精力用在实实在在的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在各种工作的方式和程序方面，要坚持制度化、规范化，习惯于按科学的程序来推进工作。
再次，要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工作水平。现实中必要的工作检查考核评比验收，都是促进工作的有力手段，但要搞清楚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这本身就是对领导干部工作水平的一种考验。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运用科学的方法，认真把握好度。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围绕解决实际问题开展工作，把政绩做在实处。真正发挥好各种检查考核评比对于促进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不要把它搞成一种无谓的形式，更要防止为了凸显部门权力或获取部门利益搞那些没有实际意义，只能劳民伤财的所谓检查评比。
【正确学习理论知识】三
一.在实践中发现和发展真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在“为真理而斗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种革命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实践活动中，深刻地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疑，这是一个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结论。
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提出并科学地解答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列宁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的理论，认为就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而言，实践不可能完全证实或证伪一切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标准”具有“不确定性”;从根本的和最终的意义来看，任何认识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被证明是真理还是谬误，因此，“实践标准”又具有“确定性”。可见，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的确是一个“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然而，这样一个早被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又是一个被“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也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强调实践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同样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路线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密切相关、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一旦从理论进入实践，就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行动的先导。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如果说真理属于理论理性，那么，路线方针政策就属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本身正确与否也必须接受实践活动检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打开了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破除了阻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我们看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辉煌远景。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具有政治内涵，是因为它契合着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这就是，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句话，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哲学具有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当然不等于政治，但哲学又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效应。所以，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先导。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同时，政治也需要哲学。没有经过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力量，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缺乏信念和精神支柱，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正因如此，马克思极为重视“理论掌握群众”问题，认为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类解放的“头脑”。
我们必须明白，哲学研究不应仅仅成为哲学家与哲学文本之间的“对话”，也不应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应成为哲学家个人的“喃喃自语”，哲学应当也必须同现实政治“对话”。我们不能“只用心观察天上的情况，却看不见地上的东西”。没有得到历史证明的哲学范畴都是在思辨太空中的“死魂灵”，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哲学话语只能是“多余的话”，脱离了现实政治的哲学研究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是如此。马克思早就说过，和政治“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邓小平同志以其政治家的敏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其政治效应实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又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精神，才能在实践活动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
二.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实践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个标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自然科学中，实验室方法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方法。社会科学很难运用实验室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里，有待检验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对客观对象的理论认识，而是与理论认识密切相关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都在一定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融进了如何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因素。对理论认识真伪的检验和对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检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了“实践标准”，而且深化和发展了“实践标准”，这就是，提出并阐述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标准”。
发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列宁由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根本方法，就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从而提供了判断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科学标准”。按照列宁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同志则把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作为判断政党政策好与坏的标准，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判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成为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根本条件，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等等，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是一种具有可测性的客观标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
“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使我们破除了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破除了以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来衡量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障碍。正是依据“生产力标准”，党明确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正是依据“生产力标准”，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强大牵引”，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生产力是物质力量，但不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物质力量。从根本上说，生产力是人们在共同的活动中形成的实践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的本身。”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又不可能自动地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不可能自动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可能自动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需要的满足是以压抑、扼制被统治阶级需要的满足为代价的，少数人的发展是以绝大多数人的不发展或畸形发展为代价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提出改变世界，创造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提出人的需要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是日益增长且应当不断满足的需要;提出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人民群众是物质实践和社会变革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绝不应当成为“饥寒交迫的奴隶”，成为“全世界的受苦人”，相反，人民群众应当也必须成为物质生产、社会发展和价值的享有者。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在积极为中国人民利益而奋斗，主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现实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的一种突破和超越。改革的起步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花鼓之乡”凤阳的春雷预示着改革在实践上的起步。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人心向背体现了时代精神，预示着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不仅让人民全体共享发展成果，而且让人民全面共享发展成果。
确立“生产力标准”和确立“人民群众标准”，实际上是从社会客体和主体关系的视角界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目标。确立“生产力标准”，为改革提供了客体尺度;确立“人民群众标准”，为改革提供了主体尺度，从而使评价标准达到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所谓科学尺度，就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价值尺度，是从主体，即人民群众的需要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检验社会制度、体制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群众利益。确立“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标准”从客观规律和人的需要这两个维度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
如果仅仅发展生产力，而不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仅仅在主观动机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具备物质基础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主义本身又秉持人民立场，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人类谋解放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就是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任何一门科学都以研究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研究、把握某种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仍然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超越的视界”和真理。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必须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且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笔者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距今170年，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是真理，是否过时。“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萤火虫不是北斗星，“后海不是海”。真理只能发展，而不可能被推翻。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再次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仍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生产资料私有制仍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突破的“大限”，因而资本主义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就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真理。正如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所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国的成就和苏东的剧变也表明，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道路就会越来越宽广;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而另谋“出路”，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终极真理”体系。从历史上看，凡是以“终极真理”体系自诩的学说，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是兴盛于世了。马克思一开始就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他没有也不可能“预料未来”的一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只能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不能做的事。
从创立者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犯了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式的错误;相反，认为只有马克思所说的观点，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这同样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原教旨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观点、学说完全等同起来。从理论内容看，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发展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止在《共产党宣言》;如果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在1883年或1895年;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很可能成为20世纪的历史遗产了。历史上众多思想学派都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渐走向没落。马克思逝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新的实践、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于它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应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深入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实际，并密切关注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
对于像能动反映论、阶级理论、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等这样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理论，我们应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深化对它们的研究和认识，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从而以新的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结合人工智能阐述反映论，结合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社会主义阶层结构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阐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结合科学技术新发展、知识产权新变化阐述劳动价值理论，结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阐述资本积累理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阐述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
有些观点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过去没有重视或“没有完全搞清楚”。对此，我们应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全面把握这些基本理论，如世界历史与经济全球化理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本质的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当代中国改革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不断促进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有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并对此有所论述，但又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却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使之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热点”问题。对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有所论述，但又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的观点，我们应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例如，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认识历史需要“从后思索”的思想，关于“生产的国际关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关于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的思想，等等。
有些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涉及，而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提出来的，并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原则，因而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实际上是用新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注和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当代中国的最大现实就是改革，这一现实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世界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四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它必然为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这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深刻总结与系统回答，凝聚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的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面向21世纪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我们透视出13亿多中国人民砥砺奋进的宏大的历史场面，领悟到一个古老而又饱经磨难的民族复兴于当代的全部秘密，看到了中华民族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将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上实现世纪复兴的壮丽景色。
【正确学习理论知识】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从此，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所以会发生这样伟大的转折，与此前开始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有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伟大起点。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首先要明确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题是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应是1977年5月邓小平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谈话。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个历史时段的最初起点。
穿越时间隧道，回到40年前。我们将真理标准大讨论比喻为一场大戏，上面邓小平的谈话就是序曲。一年后，1978年5月中旬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6月下旬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就是这场大戏前台的“开场锣鼓”。随后邓小平的三个讲话(1978年6月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9月视察的“北方讲话”和年底发表的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邓小平是这场大戏的主角。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这场大讨论作了重要总结，是“压轴戏”。同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真理标准补课的最后一篇报道性文章，意味着这场历史性的讨论大体结束，即大戏谢幕。这样，真理标准大讨论经历了4年半时间。因此，简单地以媒体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作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代表作，既没能反映这段历史全貌和本质特征，也淡化乃至淹没了这段历史的主要推手。
为什么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粉碎“_”后，由于“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纠正各个领域“左”的错误举步维艰。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ABC，但“两个凡是”作梗，却需要重新破除迷信，进行启蒙教育。经过这场历时4年多的大讨论，批判和否定“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始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这就使天安首先得到平反，“_”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申雪，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得到改正，受迫害的革命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焕发革命青春，成为领导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强大中坚。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指出：这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这场讨论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因此，这场讨论是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一般说来，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社会发展进步的幅度。我们国家近现代以来，经历了多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就思想解放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一是讨论规模空前，是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都参与了;二是深刻程度空前，它的锋芒指向是此前任何思想解放运动都无法相提并论的;三是高潮持续时间空前，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这是过去没有的。
邓小平谈到思想解放的深刻程度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这次思想解放说到底，是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从宏观上讲，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转变;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的转变;党的经济体制改革方略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后，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革命性转变。
有了这样全方位的巨大转变之后，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有序推进;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思想解放的又一个宣言书。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从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因此，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而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改革开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还要继续解放思想
党的十九大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伟大的新征程。这个新征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30年分为两个阶段，2020年至2035年的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多少年来、多少仁人志士的美丽梦想将会变成现实。这样的战略安排，令人欢欣鼓舞。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了全面部署。这个新征程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仍然是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来多次指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
要坚持改革开放，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不继续解放思想，就很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因为我们的前进道路不可能是一片坦途，我们要为之奋斗的两个“全面建成”(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不可能唾手可得。在新征程途中，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
——从世界发展环境看，我们生活的地球村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国际形势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均衡状态正被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形成，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但是，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从国内发展的困难和问题看，各方面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涉险滩、啃硬骨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转变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叠加，风险比以往更多更复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不安定的因素不少，要折腾和分裂我们国家的破坏势力还存在。
面对新的矛盾、新的困难、新的风险、新的斗争，都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不固执从前的思维定势，不囿于过去的固化经验，准确把握形势变化，深刻理解面临的新的历史特点中蕴藏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正确学习理论知识】五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重庆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亲切看望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给重庆干部群众以巨大鼓舞。重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大做强理论舆论，厚植厚培文化文明，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让思想旗帜扬起来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扎实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学习常态化。只有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带着问题想、静下心来学，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学出忠诚、学出担当、学出自信、学出能力。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发挥“排头兵”作用，在各级党校、行政院校的教育培训中强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组织学好用好各类理论读物和教材，精心打造“理论头条”学习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天天见”“天天新”“天天深”。
宣传通俗化。理论宣传只有沾泥土、接地气，才能贴近群众、打动人心，才能把透彻的思想讲透彻，把鲜活的理论讲鲜活。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全市组建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宣讲队334支，组织各行各业先进典型开展“榜样面对面”宣讲，组织文艺名家和骨干以文艺形式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市共有2.49万人参与宣讲活动，达6.45万场，受众达772.43万人次。近期，为让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家喻户晓，又策划推出多批次、全方位的宣传宣讲活动，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讲到干部群众心坎上。
理论具象化。理论工作以推动实践为目的，实践的成果又最具说服力。着力推动理论具象化。一方面，推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具体实践，坚持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找答案、找办法，一条一条、对标对表地抓好贯彻落实，形成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结合市委市政府开展的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动，认真总结提炼实践中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成效，通过实践中的生动故事、鲜活案例、典型人物，进一步宣传阐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形象、更生动、更有力。
让正面宣传强起来
我们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统筹资源、整合力量，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的工作，为凝聚正能量、昂扬精气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全力以赴。投入精干力量，打好重要会议和重大主题宣传攻坚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安排市属媒体投入大量版面和时段，分6个主题、2个板块，不间断刊发系列评论言论和新闻报道，全面展现两会盛况。紧紧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持续深化“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主题采访活动，充分展示全市干部群众推进改革发展的实际行动和良好风貌。
全媒投入。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优势，统一调度报、台、网、微、端，形成正面宣传矩阵。在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赴渝首场报告会上，组织华龙网和“重庆”客户端现场直播，58家网站、45家新闻客户端同步推送，点击量达120万人次。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全面启动“中央厨房”全媒体一体化统筹指挥调度机制，全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一起发力，推出了一大批生动鲜活的融媒体产品，极大提升了正面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全员动员。整合资源和力量，形成正面宣传的强大合力。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组织媒体记者深入基层一线，抓“活鱼”、采“百花”，大力宣传全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各项部署，重点宣传好“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和“一批民生实事”。市属媒体大力弘扬“走转改”精神，采写了大量接地气、有看头的新闻报道。动员各级领导干部、社会各界一起来做正面宣传，组织区县主要领导走到镜头前接受采访，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正面宣传格局。
让道德风气好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我们切实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坚持用良好的道德滋养人心，推动全市上下形成崇德有礼、向上向善的良好风气。
树立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坚持常态化推荐评选先进典型，已累计推出时代楷模马善祥等全国重大典型9名、全国道德模范8名、全国最美人物6名、中国好人162名、全国美德少年10名、富民兴渝贡献奖188人次。今年以来，组织“海归”村官、返乡大学生等先进人物走进基层和高校，开展“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巡回报告会，激励青年学子和青年基层干部以先进为榜样，推动全社会形成“学先进、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健全机制。良好道德风气的形成，既靠实践养成，又靠制度约束。为大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着力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重点围绕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构建市、区县两级诚信建设工作体系，用好“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完善信息发布共享机制，健全多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激励惩戒联动机制，不断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制定《重庆市典型宣传工作办法》，健全培育和学习宣传先进典型长效机制，有力推动德治建设常态化。
入法入规。一方面，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制度规范，形成积极的正面导向;另一方面，运用法治手段和法治力量，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让良法善治与道德规范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大力推动法治和德治相统一，坚决肃清__恶劣政治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切实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
让人文精神亮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中，把重庆人的个性和文化概括为“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12个字，这是对重庆人精神特质的精准概括。今天的重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引导、激励和支撑。
发掘传统文化。一方面，做好“立”的工作，紧密结合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挖掘重庆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精神内核、道德规范，赋予新的时代特质;另一方面，做好“破”的工作，系统梳理重庆传统文化消极落后的一面，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清哪些是糟粕、有什么表现和危害，自觉予以抵制和清除。
弘扬革命文化。发祥于重庆的红岩精神，是重庆人文精神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我们正进一步深入挖掘红岩精神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把弘扬红岩精神融入理想信念教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融入文艺创作生产。上世纪末，重庆推出的《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曾经享誉全国，目前我们已经着手改编复排工作，将配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巡演巡展，让红岩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繁荣城市文化。坚持一体化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一方面，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加强文艺创作生产，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新时代的精品力作;另一方面，全力做大文化产业，全市文化市场主体总量已突破10万，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获第九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提名，重庆文博会、西部动漫节等品牌效应已经显现。
关于如何正确学习理论知识思想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