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三则 春秋 孟子 篇一
鱼我所欲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注释： （1）得兼：同时获得。 （2）苟得：苟且取得。 （3）患：祸患，灾难。 （4）辟：通“避”，躲避。 （5）如使：假如，假使。 （6）不为：不愿意这样做。 （7）勿丧：不丢掉。 （8）蹴：用脚踢。 （9）何加：有什么益处。 （10）奉：侍奉。 （11）本心：天性，天良。
导读： 作者用面对鱼和熊掌之间的抉择， 比喻面对生命和大义之间的选择，进而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每个人都有“本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本心”，即使在生死关头，也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
鱼，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两样东西不能同时得到，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但我所想要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情。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所以有的祸患不躲避。如果人们所想要的`东西没有能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凡是可以保全生命的方法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祸患的手段有什么不可以
用的呢？按照这种方法做就可以生存然而有人却不用，按照这种方法做就可以躲避祸患然而有人却不去做。是因为，所想要的东西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厌恶的东西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不仅仅是贤人有这种本性，每个人都有这种本性，只不过贤人能够不丢弃罢了。
一碗饭，一碗汤，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会饿死。可是没有礼貌地吆喝着给别人吃，走在路上的人不肯接受；用脚踢着给别人吃，乞丐也不愿意接受。如果见了高位厚禄不分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这样，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熟识的走投无路的穷人感激我吗？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一豆羹，现在有人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不合礼仪的高位厚禄；先前有人为了大义，宁肯死也不愿接受一箪食，现在有人为了大小老婆的侍奉却接受了不合礼仪的高位厚禄；先前有人为了大义，宁肯死也不愿接受一箪食，现在有人为了熟识的穷人感激自己却接受了不合礼仪的高位厚禄。这种做法不也是可以停止不做吗？如果这样做了，这就叫做丧失了他的天性。
孟子散文特色 篇二
摘 要：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的一位集大成式的儒家大师，其学说与文章都是在孔子开创性的基础之上，又一次更深的发展与弘扬。
其著作《孟子》一书，作为先秦散文杰出代表之一，与同时代的其他儒家代表作和先秦诸子散文相比，都极具艺术特色。
仅就这一点讲，它对当今乃至今后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同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孟子 散文 特色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家大师，是战国中期的思想家、散文家。
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以继承孔子之业，宣扬儒家道统为己任。
后世以他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早年曾游学各国，其才学受到各国诸侯尊礼，但其学说终不见用。
原因是诸侯争雄、战争激烈的战国时代，诸侯崇尚“攻伐”，而孟子主张行“王道”，施“仁政”，与其相悖。
后来只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全书三万五千多字，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孟子游说各国诸侯时与诸侯王以及其他一些人论难各种问题的经过和言论。
在思想内容方面，它进一步发扬孔子“仁”的主张，提倡以人为本，施仁政，行王道。
在体裁形式等方面，它虽然没有脱离语录体，但无论在篇章结构、言辞文采和整体风格上，都与《论语》有很大不同：孟子言词激烈雄辩，《论语》则雍容迂徐；孟子散文词采铺张扬厉，《论语》则简洁含蓄、辞约义丰；孟子散文在篇章上也明显加长，且宛转曲折，波澜壮阔，《论语》则多三言两语、格言式的论断。
总之，孟子散文更富于文学色彩，更具有艺术魅力。
一、以仁义为本，施仁政，行王道
孟子散文的思想内容是以仁义为本，主张施仁政，行王道。
并从性善论出发，要求统治者发挥人的善性，推恩爱民。
面对梁惠王曰“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把仁义作为头等大事，作为施政之本，治国之基，兴旺之源。
并具体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者爱人”，“省刑罚，薄赋敛”的纲领。
他明确指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把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之心和对丑恶行径的羞耻之心作为判断是不是人的根本标准和“仁义”的开端。
他主张行王道，要给人民一个“仰足以养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起码生活条件。
并提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在他的思想中，表现了较强的民本思想。
他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把民看得比君还高贵，而是说他看到了君对民的依附关系。
所以他说：“得乎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意思是说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才能得天下，而取得天子的信任只不过当个诸侯罢了。
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的思想。
孟子思想虽属儒家，他也自命是孔子学派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观点却比孔子激烈得多，性格也刚烈得多。
孔子面对诸侯的肆虐和其他学派的攻击，只采取规劝和躲避态度，以致被道家讥为“辟人之士”，而孟子对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肆意攻伐，对于“民之憔悴于虐政”的现实极为愤慨，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揭露他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的残酷本质。
斥责他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行为是“率土地而食人”，“罪不容于死”。
特别是在对待君的态度上，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大。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孟子则语含锋芒：“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而对于那些暴虐之君，他甚至认为可以杀而无憾――“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者谓之一夫。
闻诛杀一夫纣矣，未闻杀君也。”他说诛杀纣这样的毁仁毁义的暴君，只是杀了一个独夫民贼，算不上杀什么国君，是正义之举，无罪可言。
这种观点不唯在诸子中少见，而与后世理学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陈腐观念相比，更富有民主色彩。
在孟子的许多言论中都表现了以仁义为根本为取舍的思想。
例如在他的名篇《告子上・鱼我所欲也》中提出的“舍生取义”的论断，就是以仁义为本，对于有关生死、节操问题展开论述的。
他始终以义与不义两种生死观作对比，赞扬了重义轻生、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
特别是篇末：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这里指出对于这些过去宁死不接受的东西，现在为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即为了满足私欲而全接受了。
孟子对于这种见利忘义的不义之人进行了谴责，指出为求富贵而不义的'行为是可耻的，是失去人之本心――羞恶之心的表现。
二、浩气磅礴，论辩锋利
孟子散文充满“浩然之气”，具有“好辩”的特点。
宋人苏洵评孟子散文是“语约而意尽，不为谗刻斩绝之
言，而其锋不可犯”。
意思是说孟子散文于平易中见锋芒，具有不可当的逼人气势。
在孟子看来，论辩中之所以能折服对方，关键在于自身所持观点的正义性。
他提出“知言养气”说，知言，就是能辨别那些片面的、过分的、非正道和闪烁其词的言辞，并理解其实质，不被其所迷惑；养气，是指人的道德修养功夫，他认为自己最擅长的是“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说人要有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这种正气绝非偶然表现，它是长期坚持正义活动，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并且认为这种浩然正气愈充沛，其言辞也就愈有力量，发表言论、写作文章自然理直气壮。
这实质就是思想修养与语言表达、文章写作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言辞、文章的优劣，都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气质的体现。
孟子重视“养气”，认为这种“浩然之气”是论辩中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
因此，其散文篇篇浩气磅礴，有不可阻挡之势。
孟子的“好辩”，用他回答其弟子公都子的话说：
“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确是实情。
孟子生活在诸侯争雄、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中期，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必然要与不同思想、不同学派进行交锋，展开辩论，因此其散文充满论辩色彩和战斗性。
如他的《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中旨在说明社会分工的必要，批评农家学派认为人人都应该从事衣食劳动的主张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即属于使社会倒退的行为，而文章对此先避而不谈，却先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待终于迫使许行说出了“百工之事，故不可耕且为也”之后，才端出社会分工不可避免的主旨来，使对方无可辩驳。
在孟子散文中，这样的论辩比比皆是。
三、善设机巧，欲擒故纵
文章的气势既是作家思想感情和精神气质的体现，同时也有表达技巧方面的问题。
孟子散文思潮如涌，一泻千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与他构思的严密以及语言和表达上的技巧是分不开的。
孟子散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善设技巧，欲擒故纵，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就范。
例如孟子第二次游齐国，劝说齐宣王放弃霸道而行王道的经过。
他首先用以羊易牛的故事使对方承认有“不忍之心”，具有施仁政的条件，进而质问齐宣王何以“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终于迫使齐王接受了对民实行“不忍之政”的王道主张。
论辩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使对方不得不服。
孟子与齐宣王的另一段对话更为巧妙：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曰：“已之（撤他的职）！”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里孟子连用两个比喻说明受人之托而不负责任，官吏失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对于这种自然之理，齐宣王易于接受，所以回答得干脆而肯定。
岂不知他已落入孟子所设的圈套，所以当孟子忽把矛头指向他治国失职时，便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
这里把齐王对待别人错误那样明辨是非、理直气壮的口气与他对待自己的失职行为的窘态形成鲜明对照，生动形象，引人入胜。
四、善用比喻等修辞，增强感染力
孟子论辩时不仅善于层层设伏，步步紧逼，使对方无从躲避，而且善用比喻把抽象复杂的道理阐发得深刻透辟，通俗明白。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评论说，诸子散文极富形象化，“未尝离事而言理”“深于比兴”“深于取象”，意谓诸子在说理中能引物连类，运用形象手法阐明抽象道理。
诸子中孟子和庄子用譬最多，而二者在方法上又有所不同。
庄子用来设喻的本体多为怪诞之物，似喻非喻，似真非真，造成一种奇幻境界，使人心驰神往，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孟子则多从生活现实生活中取譬，通俗明晓，形象生动。
《孟子》一书二百六十一章，有九十三章共使用了一百五十九种譬喻，都起到极好的效果。
如他在批评齐宣王不施仁政是“不为，非不能也”时，齐宣王狡辩说“不为与不能之形，何以异？”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正面直接回答是很困难的，孟子则以“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为喻，将“不能”与“不为”的差别形象地摆在了对方的面前。
而且由于孟子在选择喻体时进行夸张，使两个比喻的反差很大，这就把“不能”与“不为”的差别表现得非常突出，从而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赵岐《孟子章句・题解辞》中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散文中的譬喻可谓随处可见，其喻义之精当令人叹服。
他谴责当时统治者的施虐为“率兽而食人”，把百姓盼望贤君出现喻为“大旱之望云霓”，把那些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行为喻为“揠苗助长”，把企图以霸道得天下喻为“缘木求鱼”等等。
这些贴切而精妙的比喻不仅使行文形象生动，以少胜多，而且由于寓意深刻，语近旨远，往往能发人深思，受到启迪。
此外，孟子散文中的严密推理和排偶、反复等修辞技巧，也是增强文章感染力的重要手段。
如孟子与梁惠王谈及行王道的初步措施的一段话：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里采用的是连锁推理的方法，先以“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为前提，推出“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的结论；然后又以此结论为前提，又推出“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新结论；再以新的结论为前提，推出“王道”已有了开端的更新的结论。
文章几层意思环环相扣，新意迭出，具有势如破竹、一泻千里的气概。
其中三组排偶句，使行文更显严密而酣畅淋漓。
尤其文中谈到施仁政的根本措施一段：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
这里连用了均由三句构成的四组排偶，由生产说到教育，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描绘出一幅小农经济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富有理想色彩，具有感人力量。
而且文义缜密，气势充沛，令人倾倒。
以上几个方面，展现了孟子散文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孟子散文的独特风格。
《孟子》散文不仅是唐宋古文家学习的典范，而且对后世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即在今天，孟子散文中所表现的磅礴气势和语言技巧，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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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篇三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释：（1）畎亩：田间，田地；导读：文章采用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相结合的方法，层；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所以，上天将要降重大使命给这样的人，一定要道先使；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
注释： （1）畎亩：田间，田地。 （2）举：被推荐。 （3）傅说：殷武丁时人，曾为刑徒。 （4）曾：同 “增” 。 （5）衡：同“横”，指横塞。 （6）征：表征，表现。 （7）法家拂士：有法度的大臣；拂，假借为“弼”。
导读： 文章采用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相结合的方法，层层深入地论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观点。
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刑徒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
所以，上天将要降重大使命给这样的人，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
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切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到言语中，然后才会被人了解。
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便经常导致灭亡。
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富贵不能淫 篇四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注释： （1）淫：使？?扰乱。 （2）得：实现。 （3）之：代志向。 （4）由：实行。 （5）道：原则，行为准则。 （6）移：使？?改变。 （7）威武：威胁暴力。 （8）屈：使？?屈服。
导读： 孟子在本文中驳斥了纵横家眼中的“大丈夫”，提出了自己立身处世所持的“大丈夫”精神，体现了儒家历来刚正不阿，特立特行的品格。
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
孟子说：“这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数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 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其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其性情改变，威武不能使其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