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节节失利与对内政治窳败 篇一
清王皇朝对外是软弱无能与割地赔款，对内贪污腐化与剥削杀戮，激起民族革命是必然的结果。对内政策上根本上是错误的，其以封建政权之优越政治势力，大力屠杀异己，复划分民族藩篱为然。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清政府的实际大权都操之于族官员手上，他们可以不劳而获，丰衣足食，掠夺民田，横征暴敛，造成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也正由于政治的黑暗窳败，才导致列强帝国主义势力乘机侵入，破坏中国领土。
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 篇二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人民革命”，肇始于19世纪末期，正是西方侵略势力大举渗入中国的时候，也是传统中国的制度与秩序被摧残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清政府由盛转衰，国人不断在各方面要求改革或适应无效后，许多内部冲突不能解决，进而延宕积习成弊，造成封建统治的政权发生动摇，终于激起孙中山革命。其背景因素大致归纳有三，兹胪陈于后：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篇三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史实，层见叠出，大抵上均属于改朝换代的隆替更易，抑或封建统治政权的转变易主，而表现在国家政制体系与国体的大变动，却付之阙如，惟独辛亥革命运动则具革命意义。
一、历史纪元，国民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不只是推翻封建统治，也推倒了专制政体；不独摧毁以一族统治其他各族的因袭政权，却也创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华国体，这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的大改造，也是一个变更国体的创举。
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是亚洲最古老的帝国王朝，它经过了人民革命，把268余年的大清帝国之封建体制，打得粉碎，同时也改造了五千年的政体与国体。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注3]。
因为中国革命在往昔是属于贵族英雄及少数人的革命，在今日则是属于全民普遍多数人的革命。亦即由“贵族革命”、“英雄革命”转换今日的“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中山先生云：凡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可见，今日之革命与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国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注4]。
中山先生认为：“国民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凡事以人民为重，军人与官吏不过为国家一种机关，为全国人民办事”。它的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注5]。
二、扫除羁绊，寻找生路
中国革命虽然以中国国内为燃点，但是革命的总目标仍集中提升国力，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扶持中国的封建势力，以作为傀儡，而中国的封建势力，又依持帝国主义为其生存的保护符咒。过去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外在）与封建势力（内在）的双重压迫下，无论在政治、经济、国际、外交上皆日趋沉沦。故中国革命有必要对外先谋求中华民族解放，对内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以谋求全民族力量，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与羁绊，寻找中国生路[注6]。并联合其他被压迫民族，共体时艰、并肩奋斗，以扫除帝国主义的宰割，求取弱小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平等，以博爱精神为基础，消弭战争，实现世界大同。
三、复兴中华，世界大同
中国革命在此种重大意义的演进过程，是有深厚的基础。世界上固然有四大古文明，例如埃及、印度等，但是历史记载最完备，没有残缺的，首推中国，也就是惟有中国的历史才有丰硕的灵魂。
除了历史外，中华民族所迫切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并实现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革命思想。孔子作《春秋》为了实现大同理想，孙中山先生要革命，就必须要实现“公天下”而非“家天下”的大同世界。中国没有《春秋》，就没有中国历史，尊王攘夷，雪耻复国，用以尊王室，兴灭国，继绝世的“大一统”精神下，彰显了五千年璀璨的中华历史灵魂。
四、辛亥革命，历史浪潮
孔子作《春秋》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义所寄。每当中国国力低弱，民族衰微之际，异族就乘机入侵中国，致使中国人民遭受“国破家亡”之境，这是何等痛心疾首与惨绝人寰之事。不过中国屡被异族征服，屡能光复国土、民族生命仍然延续迄今，这是孔子作《春秋》的伟大力量，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维系支柱。辛亥革命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必然是有着因果关系，同时也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决定。而这些历史的浪潮，通常是怒潮澎湃，为任何人不能阻挡的。
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 篇四
废除帝制
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则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
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不但从行动上坚决地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和批判，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了新的思想境。
其次，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思想。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他们通过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地争取民权；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通过介绍西方政党制度，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了思想准备。
除旧布新
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辛亥革命的实际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带来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正是这些新的变化，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闸门。
辛亥革命不仅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陈独秀和知识界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随着一批觉悟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不断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启蒙革命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国际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引领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以孙中山的后继者自励，从来都尊崇孙中山为中华民族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发展，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孙中山及一切革命者们憧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变为现实。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辛亥革命虽然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进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风浪中，随机转投向了革命而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构建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数人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
男女平权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篇五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辛亥之前国民意识模糊性，清朝百姓对外声称自己是大清子民，都说“我们大清怎么怎么样”，当然明朝的百姓则自称“大明如何如何”，百姓自觉地把自己隶属于某一个朝代。而辛亥革命后，国民意识里有了“中国人”的概念，从这个层面上说，辛亥革命意义重大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人民网）。
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 ，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中国政协新闻网） 。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中国政协新闻网） 。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 篇六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人民革命”，肇始于19世纪末期，正是西方侵略势力大举渗入中国的时候，也是传统中国的制度与秩序被摧残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清政府由盛转衰，国人不断在各方面要求改革或适应无效后，许多内部冲突不能解决，进而延宕积习成弊，造成封建统治的政权发生动摇，终于激起孙中山革命。其背景因素大致归纳有三，兹胪陈于后：
一、清政府严厉统治与社会反清思潮
清朝建立政权之后，表面上以“定胤民安，共享太平”为号召，其实用以（一)笼络（二）高压（三）屠杀(四）奴化[注1]等政策与手段，交兼并用，达成专制统治的目的：
（一）笼络人心，利诱手段
清朝统治者为笼络人心，乃采行下列措施：例如，为明思宗帝后发丧，以帝王之礼，宗室大臣罹难均以题谥。朱氏贵族依旧恩养，文武衣冠悉维旧制，改订官制，汉满参用，收拾人心。另外，钳制才士，奖励文学，优礼儒臣，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借以名诱、利诱、官诱，麻醉人心，防止加剧民族矛盾。
（二）高压政策，恩威并用
清政府安定明朝人心后，采用高压，工于心计，严令薙发，禁除明制，改衣旗服，以测汉族人心之顺逆。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警人之语。尤有甚者，侵占田地，圈以标志，谓之“圈地”。扫除反抗势力，用以严刑峻法，诛戮王族和忠实于明朝皇室的人士。各省要隘驻扎重兵监视人民，人民之愤懑久蛰于心。
（三）屠杀处决，惨不忍睹
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北方局势，进兵长江流域，希冀摧毁明朝最后挣扎。“扬州十日”惨遭屠杀者有80余万，被掳与投井、投河、焚缢者亦不在少数。
“嘉定三屠”连屠三日，城内死者约9700余人，城外则在7500人以上。“文字狱”杀戮无辜，尤为惨酷。计有康熙时代，庄廷■《明史稿》，戴名世《南山集》，方孝标《滇黔纪闻》。雍正时代，有查嗣庭、吕留良之狱，谢齐世注释《大学》，陆生称编写《通鉴》均被认为猖狂恣肆思想，著予正法。乾隆时代，文字狱尤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徐述夔《咏正德杯诗》，沈德潜《黑牡丹》诗，王锡侯刻《子贯》乙书，吴梅村诗句不妥，均受刑诛。其文网严密，罪织极细，一经告发，辄多获罪，屠杀至为惨酷。
（四）奴化人民，横征暴敛
清政府屠杀、奴化人民，役使奴仆以供清王朝贵族享用。说什么“满汉一体，并无歧视”，不过是“口头禅”罢了。不仅政府赋敛苛刻，官吏亦贪腐暴敛。以中国先贤学术作为镇压工具，利用科举制度，竭其智慧，制艺其间。并以八股文章牢笼人才，消磨精力，借以麻醉士人，巩固统治力量。
总之，清政府一方面以治术笼络政策，收拾民心。另一方面以武力高压政策，镇压反抗，钳制思想。在笼络与高压两种手段互为运用，更严防满汉混杂，造成种族界限，在“又屠杀，又奴化”的政策下，民生凋敝、危机四伏，民族仇恨由是加深，于焉反清运动伺机而起。
反清运动在思想上、意识上充斥其间，会党如天地会、白莲教以及天理教的反清，农民之反清思潮，川流不息。各族人民群众奋起投入反抗封建王朝压迫的队伍中。
二、列强势力入侵与中华民族危机
清政府政治腐败，正是列强势力入侵中国的良机，兹分述如下：
（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1842年，英国借口鸦片事件，引爆鸦片战争，订立“南京条约”为中国对外第一个不平等条件。1844年，又分别缔结“中美条约”与“中法条约”。1865年，英人利用太平天国之机，以“亚罗船事件”，进攻广州，复一年，法人借口传教士被害，两国共组“英法联军”，再陷广州。分别订立“中英天津条约”与“中法天津条约”。
1860年，再缔结“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同年复订“中俄瑷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也承认英国对缅甸有最高宗主权。1890年，“中英印藏条约”清政府承认哲孟雄为英国保护管理。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一连串的枷锁。加上1894年，中日战争订立“马关条约”。从此，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走向，已不是割地赔款与通商，而是已进入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毁灭中国的阶段。
原本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及“中法战争”均是受到列强侵凌以后，清政府不得不临时调兵遣将，勉为应付，并且部分还打了胜仗，国际帝国主义尚不知中国积弊弱点。殆自甲午战役，清政府新式北洋舰队竟遭全军覆没，赔款请和，接踵而至，自难避免。
（二）清廷昏庸，列强瓜分
此时，列强更彻底认识清朝愚昧无能，昏庸可欺，大伙趁火打劫，齐向中国进攻。一方面将剩余资本，大量投资到中国，以取得中国政治的支配权；一方面在中国内地竞设工厂，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失掉抵御能力。这样双管齐下，第一步解除中国政治国防的武装，第二步解除中国经济国防的武装，尤是瓜分政策，终至形成列强势力范围的划定，使中华民族的灭亡危机，迫于眉睫[注2]。
（三）帝国势力，主宰中国
列强势力大抵如下：俄国租借旅顺、大连两港。英国援照先例，强租威海卫要求长江流域各地，不得租与他国，并扩及九龙半岛。法国迫租广州湾，拥有中国西南的势力范围。德国势力及于山东，并借广州湾。日本也不甘落后，要求福建及其沿海一带，不得租与他国。总括而言，俄、法势力包围中国南北，英国贯穿东西，日本偏东南，德国迫京畿。俄、英、法、德、日本等国，纷纷向中国划定势力范围。
（四）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1899年，美国发布“中国门户开放宣言”，旨在宣示各国在华工商机会均等，保护中国行政主权之完整，打破各国势力范围垄断之局，变成“相互利益、相互约束”，使美国及其他各国经济势力不受阻趄，缔造“利益均沾”之局。自此中国变成“公共市场”转入国际共管的殖民地之地位了。
1900年，义和团事件，导致英、法、德、意、奥、俄、美、日本“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完全屈服，丧权辱国，缔结了“辛丑条约”，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
三、对外节节失利与对内政治窳败
清王皇朝对外是软弱无能与割地赔款，对内贪污腐化与剥削杀戮，激起民族革命是必然的结果。对内政策上根本上是错误的，其以封建政权之优越政治势力，大力屠杀异己，复划分民族藩篱为然。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清政府的实际大权都操之于族官员手上，他们可以不劳而获，丰衣足食，掠夺民田，横征暴敛，造成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也正由于政治的黑暗窳败，才导致列强帝国主义势力乘机侵入，破坏中国领土。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篇七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列强势力入侵与中华民族危机 篇八
清政府政治腐败，正是列强势力入侵中国的良机，兹分述如下：
（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1842年，英国借口鸦片事件，引爆鸦片战争，订立“南京条约”为中国对外第一个不平等条件。1844年，又分别缔结“中美条约”与“中法条约”。1865年，英人利用太平天国之机，以“亚罗船事件”，进攻广州，复一年，法人借口传教士被害，两国共组“英法联军”，再陷广州。分别订立“中英天津条约”与“中法天津条约”。
1860年，再缔结“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同年复订“中俄瑷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也承认英国对缅甸有最高宗主权。1890年，“中英印藏条约”清政府承认哲孟雄为英国保护管理。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一连串的枷锁。加上1894年，中日战争订立“马关条约”。从此，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走向，已不是割地赔款与通商。
原本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及“中法战争”均是受到列强侵凌以后，清政府不得不临时调兵遣将，勉为应付，并且部分还打了胜仗，国际帝国主义尚不知中国积弊弱点。殆自甲午战役，清政府新式北洋舰队竟遭全军覆没，赔款请和，接踵而至，自难避免。
（二）清廷昏庸，列强瓜分
此时，列强更彻底认识清朝愚昧无能，昏庸可欺，大伙趁火打劫，齐向中国进攻。一方面将剩余资本，大量投资到中国，以取得中国政治的支配权；一方面在中国内地竞设工厂，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失掉抵御能力。这样双管齐下，第一步解除中国政治国防的武装，第二步解除中国经济国防的武装，尤是瓜分政策，终至形成列强势力范围的划定，使中华民族的灭亡危机，迫于眉睫[注2]。
（三）帝国势力，主宰中国
列强势力大抵如下：俄国租借旅顺、大连两港。英国援照先例，强租威海卫要求长江流域各地，不得租与他国，并扩及九龙半岛。法国迫租广州湾，拥有中国西南的势力范围。德国势力及于山东，并借广州湾。日本也不甘落后，要求福建及其沿海一带，不得租与他国。总括而言，俄、法势力包围中国南北，英国贯穿东西，日本偏东南，德国迫京畿。俄、英、法、德、日本等国，纷纷向中国划定势力范围。
（四）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1899年，美国发布“中国门户开放宣言”，旨在宣示各国在华工商机会均等，保护中国行政主权之完整，打破各国势力范围垄断之局，变成“相互利益、相互约束”，使美国及其他各国经济势力不受阻趄，缔造“利益均沾”之局。自此中国变成“公共市场”转入国际共管的殖民地之地位了。
1900年，义和团事件，导致英、法、德、意、奥、俄、美、日本“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完全屈服，丧权辱国，缔结了“辛丑条约”，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
清政府严厉统治与社会反清思潮 篇九
清朝建立政权之后，表面上以“定胤民安，共享太平”为号召，其实用以（一)笼络（二）高压（三）屠杀(四）奴化[注1]等政策与手段，交兼并用，达成专制统治的目的：
（一）笼络人心，利诱手段
清朝统治者为笼络人心，乃采行下列措施：例如，为明思宗帝后发丧，以帝王之礼，宗室大臣罹难均以题谥。朱氏贵族依旧恩养，文武衣冠悉维旧制，改订官制，汉满参用，收拾人心。另外，钳制才士，奖励文学，优礼儒臣，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借以名诱、利诱、官诱，麻醉人心，防止加剧民族矛盾。
（二）高压政策，恩威并用
清政府安定明朝人心后，采用高压，工于心计，严令薙发，禁除明制，改衣旗服，以测汉族人心之顺逆。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警人之语。尤有甚者，侵占田地，圈以标志，谓之“圈地”。扫除反抗势力，用以严刑峻法，诛戮王族和忠实于明朝皇室的人士。各省要隘驻扎重兵监视人民，人民之愤懑久蛰于心。
（三）屠杀处决，惨不忍睹
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北方局势，进兵长江流域，希冀摧毁明朝最后挣扎。“扬州十日”惨遭屠杀者有80余万，被掳与投井、投河、焚缢者亦不在少数。
“嘉定三屠”连屠三日，城内死者约9700余人，城外则在7500人以上。“文字狱”杀戮无辜，尤为惨酷。计有康熙时代，庄廷■《明史稿》，戴名世《南山集》，方孝标《滇黔纪闻》。雍正时代，有查嗣庭、吕留良之狱，谢齐世注释《大学》，陆生称编写《通鉴》均被认为猖狂恣肆思想，著予正法。乾隆时代，文字狱尤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徐述夔《咏正德杯诗》，沈德潜《黑牡丹》诗，王锡侯刻《子贯》乙书，吴梅村诗句不妥，均受刑诛。其文网严密，罪织极细，一经告发，辄多获罪，屠杀至为惨酷。
（四）奴化人民，横征暴敛
清政府屠杀、奴化人民，役使奴仆以供清王朝贵族享用。说什么“满汉一体，并无歧视”，不过是“口头禅”罢了。不仅政府赋敛苛刻，官吏亦贪腐暴敛。以中国先贤学术作为镇压工具，利用科举制度，竭其智慧，制艺其间。并以八股文章牢笼人才，消磨精力，借以麻醉士人，巩固统治力量。
总之，清政府一方面以治术笼络政策，收拾民心。另一方面以武力高压政策，镇压反抗，钳制思想。在笼络与高压两种手段互为运用，更严防满汉混杂，造成种族界限，在“又屠杀，又奴化”的政策下，民生凋敝、危机四伏，民族仇恨由是加深，于焉反清运动伺机而起。
反清运动在思想上、意识上充斥其间，会党如天地会、白莲教以及天理教的反清，农民之反清思潮，川流不息。各族人民群众奋起投入反抗封建王朝压迫的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