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
第二篇：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梁启超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梁启超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写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写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写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写史料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写史迹之论次，附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就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随之产生的新史学的任务，就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这本书以下的章节，都是围绕这两个中心问题所展开的论述。前三章讲治史的主观观念，后三章讲史料的整理。
近现代史学的主观观念，都逃不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的两种形式，一是受近代工业社会影响的科学研究式的治史方法，一是治史学的学者多逃不出民族性这一特点。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之大变迁，中西文化交流、冲突、摩擦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象梁启超这样有一定政治社会背景的历史学者，政治生涯其治学是有影响的，这一点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了，如他所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因此，梁启超对于史之意义的论述并没有逃脱这个圈子，他在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论述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由此观之，梁启超这部书，只是就一民族的文化史的范围之内来整理探求民族之过去，以为现在、未来借鉴。因此，没有逃出民族性既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中国新史学建立的必要，实现汤因比所说的现代史学方式解构的后现代史学，都是在此过程之后。中国近
现代史学也要经历这一过程。但是这一过程本身多夹杂时代精神和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这种现象虽说是古以有之，如关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因后世记史者的主观色彩过浓而时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梁启超氏对于这一点是有觉悟的，他在此书中论述道：“著述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
第二章详述过去中国的史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梁启超在这里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有关，资料详实，论据充分且有思想性。他认为，“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页），并举证道：“《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以前者，仅百九十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页）梁氏思想激烈，文采飞扬，对于司马迁有认同与怜悯之心，说其投入史学之经历与情感甚多一点也不为过。说司马氏为中国史学之一泰斗，是可以的，毕竟一部《史记》恐怕是后世史家攀越不了的高峰了。而说他为中国史学之鼻祖，恐怕有些偏激。一则否定了司马迁以前的治史者；二则古来中国史官记史的习俗，并没有因司马氏而破；再则司马迁“究天人之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史家在治史中融入主观色彩的开始，好在司马氏还算把握的不错，而后代史家，恐怕就有点捉襟见肘了。矛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中说，“司马氏这种治史之态度，使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也难免不给历史蒙尘吧？并且史学之建立，当在一过程而不在一人。而其列证，史部著作之增多，东汉后期纸的发明是不是使著述立说记事更加容易一点？
第三章讲史之改造，从旧史学思考进入新史学的研究里，从旧史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转向近来文化史研究探讨中的寻求因果规律，在民族的历史中演绎民族的现在未来，可以说是这种史学转变的根由所在。如其所言：“史学范围当重新确定，以收缩为扩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正是这种历史研究的变迁，使文化史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热门的领域。正如梁氏所言：“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页）梁启超这本书，在治史方法，尤其是在史料的处理上，可谓是集大成者。梁启超史学的方法论受益于明末清初黄梨洲、顾亭林、万斯同以及清之戴东原等。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于颜李学派的实用主义的哲学也很是推崇。正是在这种思想源流的综合与历史变迁和时代的使命中，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总的体系上看是受西方近代史学研究，尤其是近代历史科学及进化论的影响，而就其最基本的史料的研究而言，还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实现。其对于史料之辑佚、考证、辩伪等等，对后来之学者，如其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的疑古思潮，陈寅恪治史的考证法等等，都有一定影响。
尽管对于历史学之任务历来众说纷纭，但比较认同的是，历史的任务在于使历史真实。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王铠运之《湘军志》。史料的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而何谓史料，其道：“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6页）其内容包括文字记录的史
料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作者对此都要一一的详述。而即使如此，史家对于史料缺乏、真伪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因此，史料的收集与鉴别就成为史学者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梁启超此书对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之法很是翔实，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对于哲学史料的整理就大篇幅的引用了梁氏的历史学研究法的内容。
第六章讲史迹之论次，说怎样理清史料的眉目，按他所说：“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7页）梁启超头脑聪明，文采风流，这方面是他的长处，他的文章，哪怕是学术史之类的读来毫无精神疲惫之感。而在杂乱的史料中，通过造表法等理出一条简练的思绪的确是治史良方，他说：“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倾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8页）而梁启超史学的因果规律的寻求，受西方自然科学和中国佛学的影响，运用在历史之中，则希望在偶发或孤立的历史中寻找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如他所说：“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8页）历史到底有无因果，是所有历史学者所面对的历史哲学的问题。梁启超的这种探求，结果必然将历史放入环环相扣的链条中，通过这种关系将散乱的事实系在一根绳子上，有点结绳记事的感觉。而最终结果是使史学研究变得凝固起来，失去了流水的轻快感。而后现代史学，也无非是要把这根绳子拆开来，。因为不太喜欢现代史学的这种方式，而且后来连他自己也承认当时求因果关系是错误的，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起因果规律了，认为至少在文化系是没有所谓的因果规律的。
最后，想引申到关于清代史学的问题。清代史学的建设，主要是围绕一部《明史》的编修，史家为万斯同（季野）与全祖望（榭山）的史学著述和成就以及清初的史学家、地理学家。大约清初的学者，或为前明遗臣，或者受传统的满汉观念以及儒家道德哲学的影响，对于新王朝的统治，多半采取抵触的态度。即使后来发现抵触反抗是没有用的了，也多采取不闻政事、不食当朝俸禄的态度。对于清朝政府的命令，也多以行动来反抗或者逃避，比如为了不剃头发，就干脆归隐山林。因此，由明末入清的大学者，多半不闻朝政之事，或着归隐山林或着隐居市井修书讲学。这一现象在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人身上莫不如此。梁启超认为，整整一部明史，其学者是很有气魄的。自唐以来中国开始了官修史书，后代人修前代史，尤其是紧邻的一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惯列，清朝也没有例外。究其原因，大概除政治的因素外，就是梁启超所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最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徨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7页）中国的学者是复合型的，大家的成就大都杂和着近代分化出来的各种学科，因此亭林、梨洲、船山等人的著作中都参合着关于史学的东西。而梁启超也是这种复合型的人物，而且他也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出身明末清初的学者，虽然对于清统治者极为不满。这一时期，有真学问或者自认清高的学者都以就职朝廷为耻辱，对于朝廷的任命，也是惟恐避之不及，而不单是清廷单方面的对于汉族士人的不信任。这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不调和的情况，在清初是非常严重的，然而，官修的《明史》，仍然是由这一批明末清初
的学者来完成的。究其原因，我想一来如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等一批与民间学者有裙带关系的士人在朝任职，如徐乾学本是黄梨洲的亲戚，同时他又是朝廷主修明史的主持者，因此明史稿本虽然是官府在修，实际被当时的大学者遥控。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言，是历史学家本来的责任感，历史学的目的既然在于还历史以真实和记录历史，因此虽然对当朝不满，但仍然要负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担当起自己的重任。这也就是黄梨洲、顾亭林等人在明史的编撰修理上尴尬、独特、无奈的地位。而梁启超感慨的清史，尤其是对晚清史学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我想任何一个时代的治史者，都会有如此感慨。
第三篇：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至《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作者:张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十多年间他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变化，我将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这三方面来讲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关键词：构建体系，史学思想，历史根源，转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起了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自己对史学理解，成功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中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拜读了由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感概颇多，下面浅谈一下我读后的感悟，有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之后，对讲稿记录进行增减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集录而成。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更应该归为两类来进行比较学习，第一部分是旧有的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认识，可以归为第一类；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对旧有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时候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改变，最后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思想体系彻底的转变，这可以归于第二类。正如哲学中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矛盾是否表现出来要看实际条件，当时机成熟了，矛盾就突显了。梁启超就是在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观点，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新的理论。这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1.第一类：第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这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
梁启超对“史的意义”、新旧史学以及史料学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他对“史的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
【1】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除了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
系之外，梁启超还特别注重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打破了传统的旧的史学观点，梁启超认为旧的史学家只为少数统治者提供“资鉴”，而现代史著则应以“为现代一般人活【1】《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8页。
动之资鉴”为目的。梁启超就把史学研究服务对象的范围扩大化，体现出相当大的进步性。就史实的客观性来说，梁启超认为史家必须实事求是，这是史学家人事史学研究的前提。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还看到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史实的客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尝试从史家的主观方面来找原因。
2.第二类：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的归纳研究法进一步进行阐述，认为不能放弃归纳法，而要把归纳法应用于整理史料上来。提出“我
【2】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2）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历史定义中就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而他在细读立卡儿特著作，深入研究后，他否定了以前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理论：“宇宙事物可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认为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而历史是属于文化系之内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
【4】取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就是
互相为缘。而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人到因果律的
【5】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梁启超一方面说历史现象不能说是因
果，又说成了环境化之后可以用因果律来驾驭。这又可以充分说明矛盾无处不在的哲学理论。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梁启超认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理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
【6】比一天扩大。”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
梁启超否定前面《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一些观点，提出新理论的做法，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进步，又反映了他严谨治学和求实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人好好的学习。
第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说明。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中，梁启超首先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把历史目的分段详细解释，可以分成4段：1、求得真事实，并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和联络法五种方法。
2、予以新意义。3、予以新价值。4、供吾人活动这资鉴，可分为二目的：外的方面和内的方面。还介绍了读史的方式：鸟瞰式和解剖式二者不可偏废。其次介绍了史家的四长，吸收并整合了前人的观点，把德，才，学，识作为史家的四长，并且根据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史家四长的顺序应该是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是史才。史德要求忠实，对史学工作者要求家所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也是其所谓“通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史识强调观察力，要有从全部到局部的观察力，也要有从局部到全局的观察力。【2】
【3】
【4】
【5】
【6】【3】《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5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6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8页
史才强调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最后梁启超做了五种专史的概论，提出可做的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中还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的撰写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总之，该书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
1.从小受封建旧学的影响，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
梁启超187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新会。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从小就饱读经、史，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五岁进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中举人。可以说梁启超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而又严格的封建旧学，这也奠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封建理论基础。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封建史学理论在梁氏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封建史学思想在梁氏早期的文章中,已有一定体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氏提出:“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
【7】也”。这些封建史学理论思想基础,决定了梁氏后来无论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脱离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之土壤。
在史学研究理论上,梁起超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十分推崇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思想,称其“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科学的精神”,甚至西方学者所
【8】运用的分类、比较、归纳等“科学方法”,“乾嘉学者，莫不备之”。在梁氏的史学研究理
论中,关于历史文献史料的鉴别和分析方法,即来自于清代乾嘉考据学。这决定了梁起超来创立并宣传的新史学和其新史学思想,并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2.开始接触西学，力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末西方史学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于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在回粤的路上经过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梁启超开始逐渐了解西方，并开始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
同在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请业于南
【9】海之门”。协助康有为编撰《学伪考经》、《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梁启超开始转变为宣传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战士,走上了以“经世”为目的,参与“译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 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办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6年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若由于防弊》、《论君民政相嬗只理》等宣传变法的文章,成为维新派中极具影响力的宣传家。其著作编为《引冰室合集》。梁启超在《变法通义·论译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旧史“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而西方史学“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在这【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9】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一阶段,梁氏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理论知识虽然很有限,但这却动摇了传统的史学思想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学而言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可见,梁氏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仍坚持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为本位,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点。“中体西用”的史学思想观点,成为梁氏进行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梁氏这一阶段的治史活动,是以“中体西用”作为根本的思想基础。
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
3.亲身接触西学，批判和改造旧史学。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地主阶级。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有限的，常为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传。“他开始对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予以尖锐的批判。其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 ‘知有朝不知有国家’, ‘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 ‘知有陈迹而不知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铺叙而不裁’,‘能因袭而不
【11】能创作’的两大弊病。针对种种弊病,梁大声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
为此,他还了改造封建旧史学的建议:首先,要反对‘帝王中心论’和统观,把旧的封建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以使中族对世界有所贡献。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的历史。’历史不当只是与死人,与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褒恶,表彰忠孝节义之类,而应重视群体活动,与现实生活联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服务。再次,重新厘定史围。他认为,当代史学应从包罗万象、庞杂无度中分离出来,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第四,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研究’,摒除主观偏见。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这样才能有
【12】良史和信史出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梁启超才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史学思想。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一阶段，梁启超进一步全身心的投入到史学研究中，阅读大量近代的中西方的书籍，开始对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史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更新更全面的观点。从注重通史的研究，转到了注重专史的研究。
1927年，梁启超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启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中国历史史料“则有如矿山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其“蓄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足”。
【10】
【11】【10】【13】也就说明了梁启超这二十多年的史学思想的变化，是个逐渐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转引自【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14年 第16期。
【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14年 第16期。
【13】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
累完善的过程。他这一严谨的治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田筠 刊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 第24卷 第4期。
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14年 第16期。
3.《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岳晓萍，李健萍 刊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5卷第1期。
4.《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5.《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姚玳玫 刊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2月 第6期。 学校联合学报》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第四篇：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
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第五篇：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 书评
以史为经，以文为玮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书评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6月，169页，isbn7-108-01529-3
【摘要】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①钱穆先生如是说。钱穆先生自局势动荡的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历史著眼，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以重振民族的信心。
【关键字】文化、爱国主义、责任感、创新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史学界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钱穆先生也逐渐改变了治学的方向，把治学重心由“考史”转为"著史"。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应东北沦陷后教育部要求开“中国通史”课程的要求，以通史和文化为其总题，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六个分题，并以文化这一总线索贯穿始终。通读此书，不难看出钱穆先生深厚的历史修为和文化底蕴。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思想深度，以及蕴含其中的学术价值和人文价值，都具有极大的参考、借鉴意义。由于钱穆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优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的学者,更为此书注入了潜在的人格魅力。
一． 形式和内容
1.内容全面具体，详略有当
本书虽然仅仅八讲，却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并时刻穿插着对中西历史文化，发展背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对比介绍，并在每一讲中都详略有当的阐明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表现钱穆先生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情怀。
2.逻辑清晰，层层递进
本书开宗明义，以“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贯穿始终，总讲题为如何研究中国史，并在全书的每一讲都始终渗透着文化这一总主题。不仅如此，作者在前一讲中提出的问提，还会在
后几讲中有进一步的补充和拓展。如作者在第一讲中提出注意研究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那么在后几讲中我们就会看到作者有进一步的补充阐释。全书在每一讲中都遵循着提出问题、阐释问题、概括总结、提出方法这一总的行文思路，清晰易懂。运用演绎法，归纳法等，条分缕析、层次分明、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并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的空间。
3.恰当的运用表现手法
作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用的比喻新颖独特，使得晦涩的问题变得形象具体，浅显易懂。
②如作者以“西洋历史如一部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 这一比喻来说明西洋历史和中国历史
③一个是划分开来，各有起讫，另一个则是前后相承，不可分割。而以“七巧板”的板块移
动规律来比喻历史文化变迁须有步骤，有选择则更是巧妙。作者还常用设问手法，以给予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对比的手法更是贯穿始终，中西文化、地理、经济、习俗传统、宗教等的对比，历史人物之间的对比，不同的历史名词，命题的对比，借此辅助作者更好的解释文章的内容和思想。而举例论证方法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的议论紧凑严密。
二． 思想价值
1.宣扬爱国主义传统，彰显民族精神，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者在第一讲和附录中就说道：“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④“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
⑤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认识
历史，不至于盲目崇拜其他民族的文化，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才能看清祖国的未来。作者指出，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都能赤手空拳，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争取生存，甚至头角峥嵘，这说明我们中国国民不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已经我们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者借此启示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作者提出：“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
⑥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
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是在责难逃。”作者列举了如此多的人物、史实，就是为了说明，即使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我们每一个国民也有责任承担起祖国复兴的重担。
2.弘扬民族文化，争取文化认同，重建文化自信
此书中作者强调各个历史都有它的独特性，都有它存在的独特价值。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作者列举了中国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全国皆兵、军人不干政的军事制度，赋税制度、盐铁官卖、节制资本、调节物价的经济制度，地方自治，藩属统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等历史上先进的制度，呼吁国民认同、尊重并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以此为骄傲。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作者认为那些说“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
⑦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的观点是必须否认的 。作者更强调说“世界上唯有
⑧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
作者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既以强大的融合力延续了数千年，它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是无法被取代和轻视的，中华民族的国民重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3.拒绝全盘西化，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作者强烈呼吁近代的中国人，不必因为一时科学落后，就全面否定本民族文化，全盘西化，我们的文化是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的文化，自有其存在
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作者提出“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
⑨有的旧历史、旧传统，以为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我们偏要勉强学
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⑩说明我们不必全然抄袭模仿西方，可以采人之长，补己之短，采取扬弃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亦不能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作者还借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如钞票，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来增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启示我们可以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作者更是以身作则，给读者示范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实例。作者一反西方规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中国社会之最特殊之处，根据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称中国社会为“四民社会”。又根据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将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为“游士社会”“士族社会”“门第社会”“白衣举子社会”“科举社会”，作者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是一味抄袭，牵强比附。为后继者做了好榜样。作者强调，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要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却粗取精，去伪存真，采取扬弃的态度，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进行文化创新。作者对“西化论”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作了坚决批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振兴提供了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新方案。
4.呼吁历史学者和历史教育者树立使命感
1）对历史教育者
作者呼吁广大历史教育者“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11作者衷心希望“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12
2）对历史学者
作者呼吁更多的历史学者致力于先生历史研究和史学著作的创作。“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13”并进一步之处史学学者的责任是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作者希望史学学者能够从现在做起，不再犹豫和迟疑，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树立弘扬中国历史的使命感。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现状充满忧虑，“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14呼吁更过的人热心于史学，贡献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希望能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
3）钱穆先生的学术建议
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历史学术问题给予广大的历史学者们以参考和借鉴，并衷心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并最终得以解决。如在第二讲中提出的“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15的建议；还有在第三讲中提出的“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16的建议。给予学者们提供参考。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治学态度上对历史学者们进行启示，“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
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17其实历史学者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有怀疑精神，敢于否定权威，实事求是，不懈的追求历史真相。
三． 缺陷
1.一些极端观点有失偏颇
1）作者的民族本位文化观虽有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侵略的一面, 但亦有对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面。如作者在第四讲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太过于侧重工商业，而忽
18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谬”就不免有些极端。
2）作者在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宏观把握有些地方有失偏颇，有的归纳和总结仅仅停留在中西文化的表层现象上, 没有找到它们的根本差异之所在。而他强烈的民族本位文化立场又导致了他对中西文化时代差异的忽视。
3）作者对西方哲学历史认识思想没有作系统的研究和借鉴, 这使他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陈旧落后，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其中还不乏矛盾和混乱之处
2.不可避免的时代和思想局限性
1）由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厚爱, 使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过分倾向于理想化, 为此他要求人们应全面地认同传统、肯定传统、回归传统, 因而对传统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 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惰性缺乏自觉的、深刻的理性分析。造成了片面性。
2）钱穆先生将西方学术文化视为一种物质性的文化，是低于中国道德精神性文化的，“他把道德的终极人文价值视为道德在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决定力量, 实际却是贬低了科学与物质经济力量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终走向了唯道德主义”。19因此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很少吸收，且常作贬低。反映了他思想的时代和民族局限性与保守性。
钱穆先生在时局动荡之时，为弘扬民族文化，鼓舞国民爱国精神，增强国民文化自信，谱写了这一“以史为经，以文为纬”的伟大篇章，尽管由于时代和思想局限性，还存在许多不足，然而，只是给予我们的坚持爱国主义，弘扬民族历史文化的启迪，就足以让我们受益终生。 ①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上册，页1。
②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2页。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
⑤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1页。
⑥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0页。
⑦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1页。
⑧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2页。
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6页。
⑩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4页。 1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7页。 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9页。 1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页。 1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 1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9页。 1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1页。 1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4页。
1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9页
19中国知网《浅谈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的现实意义》刘博雷 葛利荣 刘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