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作者为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写成于1933年。
《消失的地平线》以第三者的视角，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了主要内容。从巴斯库尔地区局势恶化康伟等人等待乘坐飞机离开，却出乎意料的来到了香格里拉，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自己离开开始，而后，故事围绕一座气势恢宏的喇嘛寺展开，讲述四位西方旅客在喜马拉雅的冒险经历，以及在蓝月谷生活，直至康伟离开。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我眼中，这个故事共有七个主人公，分别为心如止水着迷于中庸之道的康伟，才能平庸却充满热血又敢作敢当的马林森，秉承基督教价值观，一心为传教的固执小姐柏林克洛，天性乐观乐于运用自身能力的美国小伙巴纳德，除此之外，还有真诚待人，底线分明的张先生，神秘的大喇嘛和满族小姑娘“洛岑”。但是，故事主人公一定是主次分明的，大量笔墨围绕康伟渲染，康伟就是当仁不让的主人公。
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交织着神秘而又诡异的色彩。譬如为什么张先生叫“张先生”，全书没有对他的全名着墨一丝一毫，而大喇嘛为何要把自己实为佩罗隐秘而又直接地透露给康伟，而又为何恰好在马林森离去之前宣布康伟为其继承人，又让康伟目睹其圆寂。与佩罗神父一事对比，不禁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已经死去。
然而其中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对满族“小姑娘”洛岑的叙述。文章中，其第一次出场时正在弹钢琴，且弹奏得十分美妙，这与后文张先生与康伟的对话“1884年的事，那年她十八岁”联系起来，一个典型的满族小姑娘，纤细的手指却能弹奏优美的钢琴曲。包括最富盛名的莫扎特的名曲。那个时代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思想是封建落后的，虽然在列强的侵略下不得不打开国门，但大多数名门望族所接受的依然是四书五经式的内容和模式。这位满族姑娘身上虽有东方女性的温柔娴淑，但她所展示的却不是中国的古琴古筝美，结合她的情况来看，这点技能是值得怀疑的。
继续“1844年的事，那年她十八岁”，从中可以了解到洛岑生于1866年。但是，从全文来看康伟等人失踪即巴斯库尔局势恶化时间根据“得有一年了吧，1931年5月份发生的”此时为1932年，由此可以推算出洛岑实为65岁左右。再引前文张先生的话“无论怎样，我都会迅速衰老到实际的样貌”，所以，离开香格里拉的洛岑应该看上去65岁左右。那问题在于，为什么文章结尾医生却说“不年轻了，极老，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老”。事实证明其实蓝月谷有一种诡异的魔力，又或者香格里拉人民本身生活习惯就存在错误。再设一个更大胆的猜想，其实张先生本来就没有对康伟说实话，半真半假，那么加上他当初“喜欢”她，这喜欢又有几分真？亦或是当时他就知道洛岑买通脚夫要离开？
可是，洛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离开？为了马林森，还是康伟在蓝月谷生活多年的她一定知道出谷必老会导致她变回自己年龄所对应的样貌，那么又是什么使其义无反顾？一切的一切，似乎像把俄罗斯套娃层层剥开一般，完全没有尽头。
作者创作本书时，西方正处在20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西方文明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洗劫，整个欧洲伤痕累累。他，即作者，试图以中庸之道医治西方被炮火撕裂的伤口，借此反思以效率与竞争意识为主导的西方文明。
《消失的地平线》在探险故事的外壳中包裹了一个探讨生命价值的严肃内核。希尔顿描写内容有些浪漫主义色彩，对香格里拉的描写，也具有强烈的夸张性色彩。浪漫主义的很大特点，便是夸张性与虚幻性，如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这种情景在现实中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是藏于书中的乌托邦构想。或许真正的香格里拉就藏在每个人心里，人类对于光明的向往必将生生不息。
这本书中或许没有太多，但一旦出现，必为经典。拿其中一句举例，“康伟凝神索，思头脑一阵晕眩，整个房门仿佛成了黑暗的漩涡，那位慈祥的老者正端坐在漩涡中央。从头至尾，他听得过于专注，以至于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暗示。而现在，当他理清线索之时，惊愕如同潮水一般席卷了他，让他一时无法组织语言”。借用“情到深处反无声”，此处为“共鸣到深处反融合”的确，这句话特别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让读者不由得想到自己对面有一黑暗漩涡，儿漩涡的中心正对着自己。一种莫名的晕眩感油然而生。
《消失的地平线》很好，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否适合全年龄段的人阅读，这个问题值得商榷。譬如，以我个人所见，这本书不应该或最好别让初中以下的学生阅读。原因如下，其一，本书最深处的内涵有些难以理解，于我本人也是阅读多遍才开始写读书笔记，难懂的内容难保不会打消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其二，这本书有过于鲜明的价值观，可能会对涉事未深的青少年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对于高中以上的学生与其他成年人，反而要大力推荐一阅，借此来反观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否真的适合这个阶段的自己，也可借此来探讨东西方文化与人性的差异。
本书最成功之处是让人无法判断这写的究竟是小说还是其他。原因在于口吻与时间实在巧合。文中第一章的时间为1932年5月，而最末尾截稿时间为1933年4月，地点也有相似之处。文章首尾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增加代入感，使人不由得沉浸于作者为我们描绘的乌托邦。
不可否认，这本书让我兴起了去西藏去香格里拉游览的欲望，想必对其他读者亦然。我认为，当时这本书最大的影响应当为让西方帝国主义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对和平的渴望，而对当今，又兴起了又带动了西藏旅游之风，实为一举多得。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也都有自己的乌托邦，那片净土，只有自己知道，没有他人染足也没有他人了解。
你，不能带我去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