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经济论文 篇一
关键词：区位理论 古典区域理论近代区位理论 现代区位理论
区位的基本涵义
区位一词源于德语的“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日文译为“立地”，中文则译为“区位”。关于区位的涵义有多种解释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事物存在的场所或位置；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某事物活动场所的行为。区位既有场所的涵义，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场所，是某事物占据的场所和空间（张文忠，2000）。区位主要指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也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意义。由于区位理论限定于研究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诸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是人类活动（人类行为）所占有的场所（李小健，1999）。
区位理论的发展沿袭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相互关系的学说。具体来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刘树成，1994）。比利时的经济地理学家蒂斯（se，1987）认为，区位理论是区域科学的基础，是解决空间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区位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并于20世纪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古典区位理论
古典区位理论的代表是德国经济学家杜能（en）的农业区位理论和韦伯（r）的工业区位理论。杜能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模型，论述单一运输因素确定农业生产及经济空间的配置定向，并提出了销售价格决定产品种类和经营方式，运输费用决定生产成本，主张依据运输、距离确定最佳配置点的环形农业区位理论。
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使得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德国的经济学家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业区位论的先驱者是德国经济学家劳恩哈特（hardt）。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1882年，劳恩哈特在《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的《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一文中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1902年，劳恩哈特在《The Principles of Railway Location》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区位三角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尼汉斯（ans）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
韦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工业区位理论。1909年，韦伯在《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纯粹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的基本思想。1914年，韦伯又发表了《工业区位—区位的一般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对德国1861年以来工业区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聚集以及其他若干工业区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韦伯认为，集聚节约额比运费指向或劳动费指向带来的生产费用节约额大时，便会产生集聚。韦伯通过加工系数，即单位区位重量的加工价值来判断集聚的可能性。韦伯首次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并且提出了区位理论中的经典法则—最小费用区位法则。任美锷（1947）认为，工业区位理论以韦伯的研究“最有系统”，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经济地理学的不朽名著”。
（二）近代区位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近代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staller）和廖什（h）。1933年，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关于具有城市职能聚落的分布与发展规律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将地理学的空间观点与经济学的价值观点结合起来，利用抽象演绎的方法创立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以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等中心地区原则进行市场区域网络分析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中心地理论。
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是周围区域的中心，是指能够向周围区域的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地点。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中心性来衡量，即中心性=中心地供给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供给自身的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的等级取决于其能够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水平。一个地区会形成一套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同类中心地间的距离也相同，且每个中心地的市场区域都为半径相等的圆形区域。各级中心地相互竞争，组成一个有规律递减的多级六边形空间模型，此时所有中心地达到了空间均衡。
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遵循三个原则：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在三个原则中，市场原则是基础，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是对市场原则的修正和补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是一种综合的、宏观的、静态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为具体解决计划、规划问题的动态平衡打下了基础（杨吾杨，1989）。
中心地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理论地理学》的作者邦奇（e）将克里斯塔勒尊称为“理论地理学之父”。1940年，廖什出版了《区位经济学》一书。廖什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以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地系统—市场区位论（何炼成，2005）。廖什认为单一企业的最佳区位应该是收入和费用差的最大点，即利润最大点。廖什的理论从市场区位的概念出发，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把生产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建立了市场区和市场网络的模型，促进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三）现代区位理论
20世纪50年代，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以被称为“区域科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d，1990）为代表的新古典区位论的兴起和繁荣标志着现代区位理论的逐渐形成。1956年，艾萨德出版了《区位和空间经济》，4年后他又出版了《区域分析方法》。艾萨德在新古典微观区位论的基础上，利用宏观均衡方法将局部静态均衡的微观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
20世纪70年代，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玛西（ey）认为，空间作用离不开社会作用，没有社会意义的空间作用，根本不存在纯空间动因、空间规律、空间相互作用。20世纪80年代，斯科特（t）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城市和区域规划领域。斯科特以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交易成本对空间聚集和分散的影响，揭示了现代工业的区位原则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位理论最突出的成就当属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man）、日本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hisa）、英国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ble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
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心—模型。克鲁格曼的中心—模型将空间经济模型纳入区位论的分析框架，成功地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和区域产业集中化的内在机制，为区位论的一般均衡研究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依据。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通过构建有见地的数学模型，填补了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地理内容的空白。1999年，克鲁格曼与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合著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在该书中克鲁格曼等人引入了迪克希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le，简称D-S模型）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理论框架以及萨缪尔森（elson）的冰山运输成本理论（Iceberg Cost），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条件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克服了传统区域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作为研究假设条件的缺陷。
区位理论的应用
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核心理论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位理论的应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需要根据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要求，将经济活动落实到一定区域范围。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分为宏观选点和微观选点。
第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通过对地理空间中的区域经济进行组织和调控，使区位条件能够更好的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形成区域经济与空间环境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第三，产业布局的优化。根据区位条件，通过产业和和生产要素在空间地域的合理流动和组配，实现产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空间分布形态和地域组合的合理化和效益的最大化。
第四，城镇体系的合理规划。根据城镇体系区位条件，确定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规划的指导思想，形成与之相契合的城镇职能、规模和空间结构规划。
区位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的内在机理，其对于深刻领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内涵、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规律、预测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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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济论文 篇二
【关键词】 劳动力价值；海派；创新；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已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钰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括“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海派”理论认为，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要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努力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程恩富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当借鉴其他所有学科的先进部分如哲学、伦理学等。“海派”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综合中，又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
当前，在国际学术界，正广泛开展一场经济学的改革运动。无疑，这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学改革运动与“海派”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经济学就应当有“大海”海纳百川的气魄――历史主义、演进主义与包容性，这才是经济学的真品格、真性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海派”的核心灵魂与风骨，无论是构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平台，还是倡导经济学方法论多视角学科的融合，都似乎表明，“海派”经济学正在融入这个国际性的经济学改革的滚滚洪流中。
参考文献
[1]周肇光。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卷。第2期。2006(3)
[2]周肇光。科学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12次高级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01(9)
生活经济论文 篇三
论文摘要：哲学的价值范畴是人文价值，是人的应然存在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的全面生成；而经济学的价值范畴则仅仅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经济价值，二者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不能彼此分割，也不能互相替代。认真探讨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助于消除因价值概念的混淆而带来的思想混乱，矫正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论误区。
一、经济价值的含义及其局限性
经济价值直接与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因此，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9对于这样用以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曾经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刻都不能停止的人的生存之根，“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77可见，任何淡化或拒绝经济价值的貌似“清高”，都是于人类生活无补的异想天开的理论悬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价值的基本形式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是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商品中的凝结，或者换一种说法，商品的价值是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吸纳”。这样一来，劳动也就被视为经济价值的源泉。于是，经济价值便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次，该商品能够用来交换到何种商品；最后，该商品及其等价物能够用来满足人的何种需要。
由于经济价值直接与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是人的生活和生存不可须臾离开的基础，所以它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是，经济价值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和限度，如果把经济价值无限泛化，用以覆盖一切价值领域，或用来代替哲学的人文价值，那就必然引起思想混乱和理论误区。这是因为：
第一， 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或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创造经济价值或社会财富的不单有劳动这一要素，同时还有土地、设备、原材料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劳动和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共同构成社会财富（经济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说，创造经济价值的主体不仅包括劳动的自为主体，而且包括自然界的对象主体，商品并不仅仅是对于劳动要素的“吸纳”，它同时还“吸纳”了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因此，马克思曾经严肃地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中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错误论点，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2]298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来源除了劳动产品以外，还包括自然物品和服务产品。商品是在市场上通过交换而获得的物品，其中有自然物品、劳动产品和服务产品，尽管商品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劳动产品，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无论怎样都不能凭空生产出劳动产品来。如果从源头上说来，大多劳动产品都是取之于自然物品。例如，人们吃的粮食是农民通过耕种土地而获得的劳动产品，粮食是庄稼结出的果实，庄稼是农民把种子种在土地里而生长的植物——这里就出现了诸如土地、肥料、种子、阳光、空气、水和其他自然条件等等。
第二，人的劳动或对象性活动，并不只是限于向着经济产品的投射，而同时投向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结果必将在超越经济价值的意义上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全面生成。近年来，英国学者皮尔斯等人在理论上系统地讨论了环境资源经济总量的构成问题。他认为，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其中，间接使用价值类似于生态的服务功能；选择价值是人们为保护某种自然资源以备未来之用所预支的费用，类似于保险费；存在价值则意味着环境资产的价值评估，如原始森林由于具有很高的潜在性存在价值（其中包括环境价值和审美价值），所以，人们就愿意投资保护它。国内许多学者的论著已采纳或吸取了这个观点。资源经济学将自然资源分为产出物和非产出物两大类，与之相应的便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前者指自然资源可直接用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经济价值，如饲草，或其转化物——肉、乳、毛、皮等，这部分价值还包括其他的使用效能，但它们并不直接用以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不直接或不可能直接在市场上交换，属于非使用价值，其价值只能间接地表现出来，甚至可以在人的心理生活、感情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愉悦中得到体现，是人在经济领域之外的价值目标的实现。这时候，人的活动的投射所生成的价值，并不是可以用来交换的有形商品。
第三，直接的经济需要远不是人的全部需要。诚然，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物质财富普遍匮乏的历史条件下，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经济价值将是基本的或被人普遍关注的主要价值形式。但是，人的需要不限于经济需要，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基础上，人的需要旨向将随之向其他的社会生活领域拓展，诸如社会交往的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审美愉悦的需要等等，而这些非物质、非实体的价值形式，是不能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原则用货币去购买的。马克思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劳动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那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把劳动与创造财富相提并论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一味追求财富而破坏自然环境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与它造成的环境损失相互抵消以后，对人类的总福利将会是一个负数；它所产生的“有害的、造孽的”效果不但使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必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只是限于围绕经济价值的轴心运行时，不仅会导致经济活动本身的不可持续，而且必将导致人本身的异化。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消耗了自然物质，同时还降低了自然的质量，自然的生态系统因此就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和修复补偿的过程。于是，人类要持续发展，必须依托于稳定、健全与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对自然生态系统不断地提供必要的补偿，包括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充实和发展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也就因此被提上了议程，即这种补偿不能仅限于两大部类之间的补偿，还必须考虑对自然的补偿。具体说来，就是在产品价格中必须追加环境损耗的成本。因此，当代人在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应尽量避免给后代人造成环境损失的后果，如果这些行为不可避免，就必须采取合适的“储蓄”、“贴现”方式进行补偿。
二、人文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在人的全部生活需要中，物质生活需要一直居于基础地位，因此，经济价值就是最基础的重要价值形式。但基础并不等于一切，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不能掩盖和代替人的其他生活需要，否则，人的存在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与人相异化的。
国内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价值的生产要素相继扩大到了土地、资本、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等等，劳动价值一元论就相应地扩展到生产要素多元论。但是，这种观点对于拒绝将环境因素计入生产成本、普遍低估自然价值并突出地表现为在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现象，还不能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3]20。从经济维度看来，在一个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没有商品，劳动甚至也不表现为价值，自然就更无所谓有没有价值了。但是，私有制关系的出现，使自然成为供人们占有的对象，而资本主义则把这种关系放大到了极致，使自然完全沦为工具性的经济价值，资本原则作为绝对的普适原则驱动着整个社会的运转。
其实，从经济维度说来，“价值”通常表征着人的效益评价和主观偏好，而环境价值的分类则是人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对自然效用的认识，或者说不断发现了自然的新的价值（包括自然的内在价值、使用价值和系统价值等）。在经济领域，人们之所以“在观念上和语言上”赋予自然以价值，是因为自然具备了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 [3]406。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自然的需要层次不断提升，为了让自然更好地有序运行和全面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人们的活动样式也大大丰富了：不仅使自然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且还使其满足人类发展、生命安全、美感愉悦等等的需要；不仅令其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还使其满足人类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然，人们为此就必须学会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的需要，学会尊重和善待自然。
近代以来的人们把自然过度地经济化的实质，在于片面地突出了自然对人“有用”意义上的工具价值，相应地弱化和取消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4]879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根源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政治的或社会制度的领域，由于单纯追求经济目的而导致环境破坏和文化失落的生态危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社会主义或其他社会制度的现实生活中，都普遍地存在并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这即是说，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单纯的政治原因，而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心理的综合原因所致。
以赢利和生产为目的的经济，其后果必然是浪费的经济。工业文明时代的大生产造成了大消费，大消费又维持了大生产，从而导致经济价值对于人本身的异化。美国女哲人哈娜·阿朗特早在1958年就曾这样评价美国的经济：“我们的整个经济已变成一种浪费的经济。在这种浪费经济中，所有的东西都得飞快地吞掉或扔掉，几乎跟这些东西问世一样快，以便使这个过程本身不遭到一个灾难性的停止。”[5]304在这里，手段和目的神奇地发生了置换——生产不是为了消费，消费反而是为了生产。即使生产毁掉了整个生态环境，以至于使整个人类的生活难以为继，它也仍然难以停顿下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被舒马赫所揭示的判断幸福的不同标准问题：“近代的经济学家总是以消费较多比消费较少的人‘生活要好’这样的信条为出发点，根据每人每年消费总量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佛教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合理。因为他们认为消费只是实现人们幸福的一种手段，人们的目的应当是以最小限度的消费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5]306那些在生产中仍在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人们，很有必要深思何为幸福的问题。
把环境价值单纯经济化、工具化的倾向，始终立足于或局限于劳动价值论的阵地，尽管它也承认马克思的关于“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的论点，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自然的经济价值或工具价值，从而不能不忽略甚至排斥自然的内在价值、系统价值和人文价值，所以它就只能在真理的门槛以外徘徊，而难以走进真理的殿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价值并不是任何预成的实然存在，而是主体选择和创生的随机生成的应然过程。并且，“满足需要”的活动本身并不一定就有价值，因为主体的需要并非天然都是合理的，其中既有积极的需要，也有消极的需要；既有正面的需要，也有负面的需要；既有适度的需要，也有超度的、过分的、虚假的需要。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选择，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赌上了人文价值失落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并且，在生产类型上，仍然局限于传统的两种生产理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而把人的环境需要以及经济以外的其他需要置于发展经济的视野之外，无视人和人的生境的彼此统一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经济维度所关注的价值并不总是真正“合目的”的，并不必然导致实现主体应然存在的全面生成。假若与人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应然生成相背离，那么，即使人在实践活动中多么的轰轰烈烈、叱咤风云，在主观上以为自己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也难免导致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从而终究是以经济活动成功的外观创造着负价值，虚度或扭曲人生。
长期以来，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被片面误解为“物的发展”、“工具的改进”和“财富的增殖”，忽略了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实质，以偏概全地用经济价值取代了人文价值，用物质生活需要淹没了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和审美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 [6]88。如果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外在有用性的经验价值层面，而忽略其中所蕴涵的人的全部本质的超经济价值，忽略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和人生意义的文化价值，那就是用外在工具价值淹没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用经济价值取代人文价值。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全面理解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关系的当代意义
在全球生态危机依然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持续发展的当今时代，全面理解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辩证关系，具有切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在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按照历史的辩证法则，一种理论在它创立时无论多么科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个别问题的解释上都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而需要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例如，马克思关于土地有价格无价值及其相关的商品价值的一些具体结论，是在当时人与自然矛盾尚不十分尖锐、作为商品交换的自然资源种类不足够繁多（主要是土地、矿山）的条件下做出的（尽管这些具体结论至今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如今，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主要矛盾，人类所利用的自然资源基本上都已呈现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无疑将需要进一步地修正、充实、完善和发展。坚持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并将其拓展到自然价值论域，可以使我们对自然资源价值来源问题作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生活现实的科学回答。
其次，确立全面的生态价值观，矫正和协调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步认识到，正是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人类采取了全面现代化、工业化的生产规模与发展模式，从而造成了全局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鉴于当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匮乏与环境困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都已深深地烙上了自然资源的特征。因此，传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价值观念，都必须按照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彼此协调模式，进行实事求是的更新发展。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无疑将有利于促进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完善和发展。
再次，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发展模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与难点之一，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以及更加完善的商品价值理论，有助于建立一套合理的以自然资源价格、采掘与种植业产品价格到工业加工品及消费品价格的价格体系、价格形式与运行管理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掌握价值规律，按照经济发展与资源再生产、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生态法则，正确调节商品生产者之间、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再生产方面建立科学的调节机制。总之，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为全面满足人的需要、防止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促使人的全面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在当代能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社会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一边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一边掩盖或忽略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那它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可见，正确理解和处理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辩证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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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济学论文 篇四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基本上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结束后的新时期。每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本文打算就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研究的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些论述延伸到抗战时期。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理论，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分析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问题的分析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的矛盾，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现代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内容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方法”）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傅衣凌自传》、《傅筑夫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生活经济学论文 篇五
内容摘要：如果从后现代重视个体、强调差异、主张主体间性来分析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经济哲学，那么其当下的状态可以看成是由经邦济世回溯为个体的安身立命，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持守的微型叙事，由经济与政治联姻演变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对经济哲学的后现代视角探讨，有利于避免利益面前的利令智昏和道德沦丧，在理性与情感的搏击中获得人性在利己与利他中的正确地位，从而拓宽经济哲学的研究视域。无论从部门哲学还是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讲，经济哲学所涉列的内容争论并不大，其重要的是重视经济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转变为经济生活中人的生活质量的考量，由机械化、工业化的指标转变为人在其中的身体感受和价值追求的衡量，这既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对哲学的回归，也可以看作是经济学批判视野的再现。本文从经帮济世—内在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政的结果，并非政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
“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鸠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政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独立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图独立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法论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法论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图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图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图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图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独立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图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第一，经济哲学由精英的经邦济世回溯为平民的安身立命。经济的地位从决定国家命脉过渡到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和群众基础。由经邦济世下降为安身立命其实是人性惰怠的表现，也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确认，更是生活意义追问的直接表达，虽有道德安抚的功用但沦落为平庸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济哲学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操持的微型叙事。在计划经济全面溃散、市场经济兴起后，宏大的政治与经济理想逐渐隐退到社会的低层，经济的无所不能独占鳌头，个体独立成为经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个体成为莱布尼茨眼中“没有可供出入的窗户”之封闭单子，个体操持成为社会叙事的主流话语，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时感受到了孤独，经济受益的喜悦被内心的彷徨所驱赶，人游离在经济之外成为“经济人”的镐头和无机界的有机体。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于俊文主编。西方经济思想辞典[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4.赵崇龄。外国经济思想通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生活经济学论文 篇六
加强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中的经济学文献阅读，在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通过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兴趣，从而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学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是用有趣的经济活动故事和浅显活泼的语言，通俗易懂地讲述经济学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行为及市场有效运行的经济机制。例如，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撰写的《铅笔的故事》，从制作一支铅笔需要的各种原材料（木材、石墨、油漆、铁皮、橡胶等）的来源，娓娓道来，讲述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厂商如何把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所生产的产品（制造铅笔的各种材料）从市场购买来，然后在工厂进行资源配置，生产出各种铅笔，再通过市场把铅笔卖给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铅笔的故事很好地向刚入门的经济学初学者，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即市场在经济活动及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这一类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进一步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使学生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经济学理论。
第二，通过经济学文献的阅读，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的思想演化脉络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前沿，使学生在学习中更好地拓展视野、增长知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类文明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的教学本身也应承担起人类文明传承的重任。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综述和述评一类的经济学文献，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经济制度、国际贸易等大量的标题为Survey或Review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是在某一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撰写的，其共同点在于系统梳理了经济学各个研究领域的思想发展脉络、近期或目前研究的重点问题及新的研究前沿和新的研究进展，同时也会指出各个研究领域中遇到的研究难题和局限，指出本研究领域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及可能的重点突破领域。加强这一类经济学文献的阅读，有助于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引导学生去追踪学术研究的前沿，为本科生今后深造，特别是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打下比较宽阔和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