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心得体会 篇一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凝聚民族核心价值的起点的话，那么其经过百年砥砺的最大变化，是雄健了今日21世纪“少年中国”的体魄和精神。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最富有创新变革的时代精神。例如《周易·乾·文言》中讲：“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它揭示了国人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汤《盘铭》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意即如果每天能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间断地更新再更新。《周易·系辞传》也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意为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就会达到量变的极限，就会遇到制约和阻滞，要想继续通达，需要适时创新变革。以及要求人们不要固守于旧有典章，而要与时俱进的考虑问题和处理事情。在中华民族的典训之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盘古开天等千古传唱的故事，无不折射出我们民族内心那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开拓进取、永不停息、奋发向上的精神。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心得体会 篇二
110年来，中国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偏重于其武装斗争方面，尤其是今日，当我们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丰功伟绩的时候，仍看到我国一些地方，还在不断地为争夺哪个地方，才是辛亥首义的地方而较劲，究竟是武昌？还是广州？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对是错，其争议或者研讨没有什么太大的史学意义。众所周知，孙中山等人于1894年10月创立兴中会后，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发动过无数的革命武装起义，包括1895年10月26日（夏历九月九日）的广州起义，1900年10月8日的惠州起义，1904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的长沙皇殿起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1907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西马笃山起义，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7月19日秋瑾和徐锡麟约定同时在浙江和安徽起义，1908年11月19日安庆起义，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中国虽在辛亥之年终于推翻了腐朽专制的封建制度，但这并非是一、二次革命起义一蹴而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实际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1895年10月就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动武装革命起义，在这16年间已有无数革命先烈用“抛头颅、洒热血”的为国捐躯壮举，才将封建腐朽的清王朝拼打得摇摇欲坠，其后经过辛亥年各地爆发的民众武装起义，才使革命获得成功。而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11月3日上海爆发的辛亥起义的巨大作用和历史地位，对于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孙中山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看，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并且他明确指出：“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参与辛亥上海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的李平书先生也曾经说过：“上海光复，为响应武昌首义之第一声，亦可云次义”。可见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独特、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这里笔者还需要特别补充一下鲁迅先生在《黄花节的杂感》对辛亥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牺牲战士的追记范围，（注：鲁迅称赞在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后，先前的黄花岗起义“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应该讲这16年来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英勇献身的战士们，全都成为了辛亥之年“革命成功的先驱”。由于他们在跨世纪的前赴后继、英勇献身，才换来了民主共和的国家新生。今天当我们在海峡两岸回顾和缅怀辛亥先烈们的时候，前者的百年祭奠将永远成为后人心中继往开来的一座高耸入云的历史丰碑。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心得体会 篇三
2021年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110周年的纪念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近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打开了禁锢之闸门。而且当时占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辛亥革命，也极大震撼了寰球五大洲16亿的人们，使其成为当时继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之后，又一起具有划世界时代意义的大革命。20世纪初的中国辛亥革命，催生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由此其也就成为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件历史性事件。这对当时还身处在十月苏维埃革命之前俄国的列宁来说，当他得知近邻的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后，就非常兴奋地告诉同伴们：“辛亥革命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所以中国的辛亥革命被公认为是20世纪初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伟大先导，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和伟大的贡献。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亚洲和世界历史上结束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新曙光的出现。辛亥的三民主义民主革命思想，对亚洲各国的影响非常巨大，诸如印尼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彭西、越南民族运动领导人潘佩珠等，都先后深受中国辛亥革命的鼓舞和影响，由此孙中山先生也被亚洲各国人民公认为“东方民族解放之父”。
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其他革命运动，它以全新的姿态进行改天换地、浴血奋战的卓绝斗争，不仅取得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进步，而且使当时约4亿“老大帝国”的臣民中的爷儿们不再磕头下跪，剪辫觉醒，高呼革命，誓做新民。鲁迅先生在他所著的《头发的故事》等作品中，也描写了当时辛亥变革期间众多臣民变公民的精神状态。我们在这些作品中能够领略到辛亥时期有关民众觉醒的真实场景。广大民众对自己在国家所处的地位，已从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辛亥革命让四万万帝国的“子民”或者“蚁民”都长了胆量，敢于剪除自己后脑勺仍长着的那条又臭又长的“大辫子”，投奔起义洪流，浴血奋战，虽有无数“新民们”在血战中被俘、被杀、被剐、被砍头、被割喉、被割耳朵、被折臂破脑等惨状，甚至还有的辛亥志士被捕后，被清兵用七寸长铁针对准脑门，一钉致死。但仍有无数辛亥革命先驱者前仆后继，英勇献身，他们不为自已，而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可能也看不到的“民主共和”国家的光明未来，许多辛亥志士都将自己称之为“无我”，表示为了国家“民主共和”的新生，宁愿牺牲自己生命来“换天地”的决心。就是这无数英灵为苦难中国获取共和民生的文明未来，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由此播下了“少年中国”碧血丹心为实现“振兴中华”的革命火种。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心得体会 篇四
晚清时期的中国，各种西方文明碰撞，产生了当时最深刻的一个思想命题──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问题。当时，严复就提出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认为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梁启超也主张欲“兴民权”，先“开民智”。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他痛定思痛，更进一步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后来梁启超在自己创办《新民丛报》时，干脆自谓其曰“新民子”，并且在他所撰写的《释新民之义》一文的开篇首句就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他在《论公德》一文中还进一步分析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并且还在文章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笔者从许多晚清至民国的史料书籍中也找到有关类似中国人大多“知有私德”，而“不知有公德”，只顾其小家，不关心大家（注：这里的“大家”指的是国家）的文字描述。为此梁启超曾十分悲愤的说道：“我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已事者，皆公德之大义未有发明故也。”这就是辛亥前夜的“子民“或者”蚁民”的思想价值观状况。当时仅靠严复、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早期“新民教育”活动，是很难唤醒和凝聚起中华民族内在的“公德”核心价值。因此讲当时要唤醒和凝聚民族“公德”的核心价值，只有等待革命的觉悟者用大无畏“无我”的“抛头颅、洒热血”爱国主义精神的壮烈举动，来震撼和唤醒我们四万万国民的内心良知。正是一百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用无数先烈们的鲜血来洗涤人们的灵魂，才换来了后来继承者“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的中枢。孙中山先生曾经强调指出：在“人际关系中利人重于利已的原则”，他坚持认为：“重于利已的人，每每出于害人，也在所不惜；重于利人的人，只要是于人家有益的事，每每至于牺牲自己亦乐于助人；倡导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体服从群体，奉献重于索取的原则。”“天下为公”是重铸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核心价值，是孕育民族之魂的精髓，是凝聚民族精神的支柱。辛亥之后，许多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们，如辜鸿铭、李大钊、鲁迅、毛泽东、钱玄同、林语堂等人继续投入到中国人的“国民性”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并且提出了自己对新民教育的不同见解，比如鲁迅先生所撰写的《药》、《阿Q正传》等作品，就深刻地揭露了国民的素质问题。所以笔者认为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不仅仅是推翻的了一个封建王朝，更重要的是它唤醒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即由先前“子民们”只讲私德，只顾小家，转变到弘扬公德，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国民性”大大进步。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民教育”活动就象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