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许多教学案例，都认为本文是篇议论文；也有人称之为史论；而发表于2015年第7期《中语参》上的《<伶官传序>论证艺术探析》一文在探析其论证艺术之前，开篇却说“这也就使得这篇散文成为一篇难得的佳作”，把它既归为了散文，又作了一篇大文来探析其论证艺术，可见对这篇文章的认识该有多么混乱。
其实，作者写得极为清晰，这是一篇“序”，它不是什么论文，它也未必在论证，“序”，可以阐明自己的写作观点、编写目的等，因此，它未必具有完整的论证结构。
我们先假设它是一篇典范的论文，那么它的论点是什么呢？
如果“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是论点，它是如何论证这一论点的呢？
第一个层次，“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第二段叙述了晋王遗矢授命、庄宗负矢承命报仇立业的故事，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践行志向的重要性，做事要有恒心，敬重大志等，似乎都可以，当然，也可以对应“成败在人”的观点。
但这里有论证吗，不过是列举了史实，如果说证明，也只是最低层次的例证。如果为了证明“成败在人”的观点，在叙述这个历史故事的时候，还应该添加庄宗客观条件不足以战胜敌人的叙述，以突出“人”的价值。即使没有上一层意思，那么在叙述过程中也应该强调“人”的重要性，但文中并未强化“人事”的重要性，只是包含了这一因素，因此，其论证性并不强。
另外，有人把第二段与后文的“忧劳可以兴国”联系起来，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关联，但仔细审察会发现，它们并无紧密相关的联系。
因为，第二段的叙事并未侧重于“忧劳”。晋王的遗恨，是对施恩的三国竟然背叛了自己的恼怒，唤起了庄宗的复仇心理，用三支箭来时时警示庄宗，要复仇；庄宗的表现是什么呢？“藏之于庙”“以少牢告庙”“盛以锦囊”，这一切皆足以表达庄宗内心深处对晋王之敬重和复仇之志远。如果以“忧劳”为核心落笔，应该，简略晋王遗矢过程，详叙庄宗受命以来的忧思与历经多少战役才完成了立国大业，这样才能与下文的“忧劳可以兴国”相融一体，不然，总是隔着一段故事的空隙。
我们再来看第三段。按照逻辑结构，第三段应该围绕“其所以失之者”展开，也要对应“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可是，第三段只是作了一个对比，即成功时的得意与失败时的落魄。这个对比可以得出的结论太多了：胜骄而败馁，命运无常，有志胜无志败，英雄也难逃善始善终之规律等等。
那么，欧阳修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成败皆自于人”，回扣了前文；可是从表述上，我们确实读不出在人不在天的表达指向。因为，说其成功之时，强调的是“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失败之时，强调的是“何其衰也”的窘境，至于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又失败了，都没有提及“人”的因素。庄宗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一字未提，有人说，在后面的传里有具体的事例，读后面的传记就明白了，但从行文的角度看，这是难以自洽的，不能形成严密的逻辑推理，又怎么能说是论证呢？
至于“逸豫可以亡身”，严格地说，本段只是叙述了“亡身”的凄凉，并没有提及“逸豫”的事实，当然，也构不成“逸豫可以亡身”的判断。
因此，第三段无论是与第一段的总观点，还是与本段内的结论句都缺乏严密的论证关系。
第四段，抛开了前面内容，另起文意。也是作了对比，把“盛”“衰”时的不同威力放在一起，强调衰败之时力量之弱，由此得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这个结论也不严密。其“盛”之时，天下豪杰不能与之争，说明庄宗之雄伟；其衰之时，数十伶人困之，说明庄宗自身变得柔弱，没有抵抗力了。既没有“忽微”之因，又没有“所溺”之实，哪来得“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呢？
由此看来这篇文章的论证实在有可质疑之处。可是历代文人墨客对此文褒奖有加，甚至把它列为文章之冠。明代茅坤说 ：“此等文章，千古绝调。”淸代沈德潜说：“抑扬顿挫，得《史记》精髄，《五 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吴楚材、吴调侯叔侄评该篇“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与史迁相颉颃”；李扶九则评解道：“抑扬尽致，俯仰雍容，学者当百读不厌也。”霍松林先生认该文系“‘六一风神’的典范。”
这些极度赞美之词难道错了吗？
其实，他们赞扬的是这篇文章的“抑扬顿挫”“低昂反覆”“感慨淋漓”，也就是说他们赞扬的是这篇序的行文节奏、情感饱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
开篇以“呜呼”奔出，似有“大江东去”之势，虽相隔千载，欧阳公如立在面前，仰首怒目以摇头慨叹。第二段写晋王临终遗言，一字一顿，字字含恨；而写庄宗以“藏”“告”“请”“负”“纳”这些简洁动词，把庄宗的敬重之情呈现于面前。可以说是字词之间，情深意浓。而第三段一“壮”一“衰”，一升一降，跌宕起伏，尽倾肺腑！古人所见，亦是实情。
但是，我们阅读不能拜倒在古人的脚下，文脉、情感、节奏代替不了逻辑推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是一篇序，其本意并不在“论”，而在“感”，欧阳修不过是依附于庄宗之事，生发一些感慨而已。因此，我们不必非得把它教成一篇规范的议论文。